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岳峰:《东学西渐第一人:被遗忘的翻译家陈季同》,《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

(1)曾朴:《征求陈季同先生事迹及其作品》,《真善美》,1928年第二卷第三号。

(2)引述曾朴的“征求”后,李华川这样评价:“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和文化界对于陈季同一直所知甚少,他在20世纪20年代已罕有知音,在今天也一样是身后寂寞。”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引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可参见桑兵:《陈季同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可参见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可参见赵天舒:《陈季同的翻译实践和他的理想王国》,《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6)可参见夏天,陈雪杰:《19世纪后期中日外交官古典小说译出比较——以陈季同与末松谦澄译介活动为例》,《中国翻译》,2015年第5期。

(7)可参见高有鹏:《近代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输出问题——以外交官陈季同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可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9)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10)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11)(清)曾朴:《曾先生答书》,收入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808页。

(12)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7页。

(13)钟叔河:《叙论》,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2页。

(14)(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页。

(15)可参见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一章的第二节“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

(16)李华川曾评价到:“《黄衫客传奇》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欧式小说,在陈季同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7)(清)曾朴:《曾先生答书》,收入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8)(清)曾朴:《曾先生答书》,收入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9)参见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正道故事考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20)“西化”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模仿与追求中发展的,离开了西方的影响,就很难实现现代,走向世界。“化西”主要借鉴宋剑华等学者的提法,西方的影响只能是一种外部刺激,而起主体性作用的依然是内部的元素,实质上对“西化”论形成了有力的反驳(参见宋剑华:《“化西”思维与新文学现代性的艺术呈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新生”指的是在东西方语境下翻译固然存有“权力与抵抗”“统治与臣服”的二元对立关系,但也存有另外的可能性,比如翻译的挪用、戏仿等,而往往在后一种翻译关系中,有可能实现“共谋”式的新生(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另外,如果说“翻译”让中国产生了“现代性”,走向了世界,但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并不必然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将会强化自身在新语境中的主体性存在,以寻求新的位置(参见陈思和:《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21)“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一面 “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同时又将“自身好的东西宣扬出去”(鲁迅:《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社,1973年版),“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鲁迅:《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此言被金理视为“‘双向翻译’及其背后支撑着的现代意识的精义所在”(见金理:《“双向翻译” 与现代意识——从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说起》,《芒种》,2013年第15期)。

(22)金理:《“双向翻译”与现代意识——从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说起》,《芒种》,2013年第15期。

(23)这个观点是对陈思和言论的修改,他的原文是“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可王德威已在2017年问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中将东西遭遇的时间点推迟到了晚明。其实,由晚清到晚明,“西学东渐”的本质性并没有改变。

(24)[德]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5)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6)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7)“文化交流永远是双向互惠的,绝不可以永久的‘施主’或‘化缘者’。当然他也不会始终都是等价交换,而是某一方在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受益较多,另一方则在其他时代和其他领域给予更多的回报。这就是各种文化圈的互相依存特征。”耿昇:《译者的话》,[法]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上册),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页。

(28)“在下面几页我们将会看到,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 [英]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29)《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弥利坚总记上”文末注,魏源《海国图志》(59卷),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

(30)顾彬将同文馆的设立视为中国人有“天下”而“世界”的现代性标志事件:“1861年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开始同那种“天下”意识形态告别,以及逐渐地向另一种观念过渡,即必须且愿意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德]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6页。

(32)上述与之相关的论点均来自陈思和:《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33)笔者曾依据一些学者文学、文化传播研究将其艰难总结为:“西方出版市场、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性’、‘政治’题材与主题的偏爱;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如阴魂不散的冷战思维,依旧试图形塑丑恶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用西方性衡量民族性,导致中国文学价值的贬损等。”王列耀,池雷鸣:《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福建论坛》,2017年第11期。

(34)当被问及美国读者喜欢哪一类中国小说时,葛浩文说:“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sex(性爱 )多一点的,第二种是 politics(政治 )多一点的,还有一种侦探小说,像裘小龙的小说据说卖得不坏。其他一些比较深刻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35)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36)周宁在分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时指出:“《中国人的性格》是林语堂说明吾国吾民的现在框架,他无法摆脱它,只能证实或反驳它,这就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为他设置的二难境界。”周宁著、编注:《第二人类》,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37)葛浩文著:《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潘佳宁译,《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38)由于历史的局限,无论是东方性的重塑还是东方性的“还原”,陈季同所理解及其所做的,客观上都难以达到陈思和意义的高度,但陈季同的历史开创性不能因此就可以被遗忘。

(39)(清)曾朴:《曾先生答书》,收入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40)④(清)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第120页。

(41)参见周宁:《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42)王一川:《王韬——中国最早的现代性问题思想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43)(清)王韬:《漫游随录·自序》,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44)李华川有也类似观点:“在陈季同的西文著作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他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至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穿于这几部作品之中。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45)参见黄健、朱俊瑞、姜智琴、吴秀明、方爱武等学者对中国形象的本土塑造,乃至海外传播的相关论述。

(46)转引自赵天舒:《陈季同的翻译实践和他的理想王国》,《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47)陈季同:《巴黎印象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

(48)参见夏天,陈雪杰:《19世纪后期中日外交官古典小说译出比较——以陈季同与末松谦澄译介活动为例》,《中国翻译》,2015年第5期。

(49)参见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张富贵:《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8期。

(50)宋虎堂:《重审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悖论、对象与方法》,《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1)(清)曾朴:《曾先生答书》,收入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52)“除陈季同之外,创造社成员陶晶孙曾用日文写过小说,台湾作家杨逵也在日本左翼报刊上发表过《送报夫》等作品(为了躲避日本殖民当局对汉语文学的严密审查),鲁迅则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用日文刊出过文章,凌叔华用英文出版过自传性小说,林语堂更用英文创作过《京华烟云》等一系列长篇作品。认真搜索起来,中国作家用外文写作的人恐怕还会更多。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写到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实在是一件非常正当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53)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5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