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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祥瑞”概念考辨、文化溯源及当代传承
张丽娜;祥瑞是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从存在形式或视觉特征上看，祥瑞是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符号化了的事物，一般表现为具有吉祥意义的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奇异的现实中的或想象中的动植物；从现实价值或功能作用上看，祥瑞被认为是神人或天人感应的产物，是天地人神和谐共生的象征，是一种与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关系密切的征兆，直观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祥瑞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在当代情境中的应用和表达，形成了祥瑞文化传承的谱系。
晚清上海西洋景观与士人的西方文明认知
蒋建国;晚清时期，上海租界畸形繁荣，其西洋景观对士人有着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游历上海成为不少士人在日记中可以大加书写的重要经历，他们对上海的观察、体验、认知和想象，因为时空和个体的差异，在文本书写上显示出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他们由此而展示的真实感想和记忆片段，体现了晚清上海西洋文化对外来士人的冲击与影响，通过相互对比和链接，便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意义网络”。他们对沪上西洋风情进行了注解，并“见证”了晚清上海租界的变迁，为解读上海租界传播西方文明的进程留下了时代印记。
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孟子“命”思想新诠
唐明燕;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伦理学界围绕“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核心议题是：超出主体控制范围的“运气”因素是否应当被允许介入道德判断之中，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以能动性为基础的道德责任。孟子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与伦理学家内格尔等人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但其关于“命”的深刻思考同样涉及对运气与人之能动性关系的理解，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涉及上述议题。以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问题为分析框架，结合内格尔提出的关涉“结果运气”“环境运气”“生成运气”的三个典型案例，推论孟子对这三个案例所包含的伦理难题的回应，可以为诠释孟子“命”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并彰显孟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运河文化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为例
李晓;邓莉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江苏省是运河文化的核心区域，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重点建设区。加强江苏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对于彰显国家文化底蕴、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生态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强化顶层设计、创新保护模式、注重多方参与等经验，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足等问题。面对新时代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更高要求，应探索创新路径，突破发展瓶颈，通过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深化研究阐释、创新人才培养与资金筹措模式、拓展宣传渠道等创新路径，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鲁迅对方言文学的辩证审视——从其对《海上花列传》《何典》方言语体的态度谈起
孙文成;作为最早对《海上花列传》进行价值发掘的新文学家，鲁迅对《海上花》的认识与同对作品有揄扬、传播之功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刘半农有一个显著差异，即鲁迅对作品的方言语体态度有所保留。无独有偶，鲁迅对《何典》方言语体的认识并无不同。鲁迅对《海上花》《何典》方言语体的态度，是其辩证的方言文学观念使然。鲁迅深知方言文学奇警风趣、生动传神和具有地域风致的独特优长，但也洞悉理解困境这一方言文学的致命劣势。在发展大众语的特殊时代语境下，鲁迅提倡拉丁化的方言文学的发展。但实际上鲁迅提倡的是通过拉丁化的方言文学实现大众语文学的路径，即拉丁化的方言文学对于大众语文学的工具性质，而非拉丁化的方言文学本身，更非依旧保持汉字化的方言文学。鲁迅之所以对方言文学的理解困境十分关注，是因为他非常重视文学的传播效果。与鲁迅不同，胡适等人对于理解困境的态度泰然且乐观。而历史证明，相较之下，鲁迅对理解困境和方言文学的判断是更为准确的。
刑天之舞与战士之死——鲁迅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转化
侯桂新;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创作理念，“魏晋风度”对鲁迅的深刻影响都显而易见，但在这当中，来自陶渊明的影响历来被忽视了。事实上，陶渊明的诗文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并在他的文学世界留下了长长的投影。在青年鲁迅寻求精神界之战士的历程中，陶渊明《读山海经》对刑天之舞的歌咏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战士形象，并催生出鲁迅笔下的战士形象。而在中老年鲁迅感悟生死、对自身的死亡进行凝视和书写时，陶渊明充满过客意识的《拟挽歌辞》和《自祭文》不但引发了他的创作动机和灵感，而且在作品构思和写作手法上为他所直接借鉴，鲁迅的散文诗《死后》和临终前辞别世界的散文《死》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和陶”之作。不过，鲁迅对陶渊明并非全盘接受，他舍弃陶渊明的平和静穆而推崇其“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并在创作中将陶渊明笔下的过客之死转化成战士之死，传达出他对不合理社会的批判态度与人生抗争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代出场、结构体系与构建路径
赵付科;吴文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要求。建构中国发展新的话语范式、凝聚文明复兴的精神认同以及丰富人类文明样态中国元素的时代要求，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时代出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意蕴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文化形态结构特质的系统多元性，文明性与民族性相契合的文化形态体系、历史性和现代性融通的文化内核体系、人文性与人民性互促的文化价值体系、切实性与前瞻性结合的文化叙事体系，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容体系。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在自信自立中培铸文化品格，在体用贯通中开辟发展空间，在守正创新中续民族文脉，在文明引领中擘画文明前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四风”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
张士海;张舒婷;“四风”是积习难改的顽疾，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包括在治理目的上坚持“纠”与“树”同时并举，在治理主体上坚持“党”与“群”有机统一，在治理对象上坚持“点”与“面”同抓共管，在治理内容上坚持“风”与“腐”同查同治，在治理方式上坚持“柔”与“刚”同向发力，坚决地同“四风”作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在“四风”治理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教育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以“关键少数”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这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好地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筑牢人民对党的信任根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赋能乡村美育：空间生产、符号消费与产业协同
艾翔;王秀伟;本文针对传统乡村美育实践中将乡村空间视为静态容器、忽视其生产属性与建构属性所导致的困境，提出以文化创意产业赋能乡村美育的创新路径。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乡村空间强调的是动态的社会关系场域与文化建构过程，而非固定场所。在此认知转向下，文化创意产业通过空间生产、符号消费与产业协同三大机制，为破解乡村美育困境、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关键支撑；通过产业驱动乡村文化的可视化表达与符号化生产，将在地性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且可消费的视觉符号，有效激活村民情感认同与集体记忆；引入用户思维，关注数字媒介环境下乡村主体的用户身份与体验需求，推动美育实践向互动性、沉浸式方向发展，增强村民的参与感与美育实效；促进乡村美育与文旅产业的深度协同，通过挖掘特色文化内涵、塑造差异化IP形象、开发创意产品与体验活动，将美育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实现文化传承、审美提升与经济发展的多赢格局。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
王鹏;刘艳;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构建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面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在组织效能提升、制度建设以及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结合区域实际，从组织建设、制度创新、技术赋能、资源整合等维度提出系统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