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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煤炭产能空间集聚、新能源发展与碳排放——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跃;于向宇;基于200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煤炭产能空间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以及新能源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看，煤炭产能空间集聚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煤炭产能空间集聚对东西部地区碳排放呈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呈抑制作用；煤炭产能空间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具有门槛效应，从碳减排视角看，煤炭产能空间集聚度存在最优区间，不断增加煤炭产能空间集聚水平并非最优选择；提高新能源发展水平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煤炭产能空间集聚的碳增效应。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在煤炭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中起正向中介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如何赋能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紫绮;彭丹;在全球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产业协同集聚能否持续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效应的发挥是否受到城市自身空间形态的制约?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2个城市数据，实证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倒“U”型影响。适度的产业协同集聚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但过度的产业协同集聚会因拥挤效应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空间结构在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域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缓解拥挤成本、延长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效应区间，而人口集聚会加速其负面效应的到来。异质性分析显示，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城镇化水平较高以及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
霸姬簋铭文史事新探——兼谈出土文献研究方法的问题
张淑一;苏建忠;霸姬簋铭文反映的是霸姬在霸氏家族立后之争中借助王室卿大夫的干预取得胜利的史事。霸氏应为卿大夫家族，而非诸侯国，霸姬与霸仲应为母子关系。霸仲墓所出记录霸姬与气诉讼的盘、盉，器主应为霸姬而非气。出土文献研究要注意与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材料形成多重印证，所作的推论应遵循古代社会伦理常识。将一些带有特殊性、地方性的事物上升到普遍性制度运行机制的高度，甚至视为制度性变化的依据，容易陷于揠苗助长。
“人工智能+”行动下的主体之思——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审视
付悦;在“人工智能+”行动的号召下，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地位，成为哲学反思的重要问题。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性问题的原初语境，以“对象性”与“社会性”作为确立主体的标准。对象性标准是指主体能够通过感性活动与自然存在物构建起对象性关系；社会性标准是指主体能够通过现实交往与其他个体存在者构建起社会性关系。在当下设计原理模式下的诸多人工智能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具有成为主体的可能。而从马克思所规定的标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无论是在目的确立与感性实践的层面，还是在对象改造与现实活动的层面，都不具有对象性关系；无论是在交往回应与情感共鸣的层面，还是在规范参与制度承认的层面，也都不具有社会性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进，人工智能或有可能具备形成主体的条件，但无论从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标准来说，还是从社会交往的社会性标准来说，人工智能主体都不能真正确立，而人类也不需要建构出人工智能主体。探讨人工智能主体性问题的意义，在于揭示主体性这一哲学问题在技术跃进时代的理论应用，阐明人类主体在人工智能时代中的新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边界。
幻觉的蒸馏：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观三条对齐路径的价值风险解析
易显飞;高津宇;在价值观对齐的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内生的幻觉问题，已从单纯的技术误差衍生为系统性的价值风险。“人工反馈”“人机协同”与“机器自主”三条对齐路径均存在不同维度的风险表征：在人工反馈对齐中，人类自身价值观的复杂与GAI模拟的有限导致价值观对齐存在价值偏差；在人机协同对齐中，GAI生成的价值观使人机协同陷入认知封闭的价值陷阱，并代替人类价值观成为规范性价值；在机器自主对齐中，GAI价值观的自我复制无法回避自我指涉的难题，技术性拟真也将人类价值观引入滑坡。破解对齐价值风险的关键，在于将对齐的重心从对单一价值的模拟转向对多元价值的权衡，确保技术发展始终锚定非幻觉化的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
认知过滤器:跨文化符号学中的他者性、外在性和无意识性
马西莫·莱昂内;文化符号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对社会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因被“自然化”而显得微不足道的现象提出问题。若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对这些现象加以解读，便可揭示出社会与文化中生成意义的深层结构。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符号学能够在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物中感知“他者”,从而洞见意义的存在。首先要认识到他者体验的普遍性——无论是他者的面孔、作为他者的自我，还是通过艺术家创造力经由媒介所展现的他者性；由此可提出陌生经验的三个层次：他者性、外在性和无意识性。通过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日常生活的例证分析，并结合与西方的比较，可以看出：他者性可通过既有的文化符码加以理解；外在性则需要创造新的翻译符码；而无意识性意味着无法察觉那些已被自然化的他者性，直到某种非凡的经验(如旅行)使其显现为止。因此，他者性与外在性通常在对异文化的经验中被发现，而无意识性则常在与异文化的相遇中反照自身文化而显现。
先王与故国：商尊与商卣系周武王妃嫔作器考证
刘义峰;商尊与商卣并非微史家族所作，而是庚姬为已故的周武王作器。铭文中的“文辟日丁”指周武王，“帝后”指周武王的王后王姜，“庚姬”是周武王的妃嫔。庚姬来自商王室，故以国名“商”自称。商尊与商卣揭示了武王灭商前后商周联姻这一客观史实，同时也是西周早期殷遗民之间密切交往与友好互信的见证。
实践与制物：比较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余红兵;本文尝试为比较文化研究提出一套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理论指南，重新思考当代西方主流学界与相关业界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概念。首先对盛行的“跨文化沟通”范式及其所依凭的本质主义立场进行彻底的质疑与批判，揭示其自毁性的逻辑与在身份政治层面的深层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当代符号学成果的极简方案：将文化界定为一种以建模为核心的信息获取本能，此种本能在具体的建模行为中得以实现，从而生成文化实践(可被他者建模学习的行为)与文化制物(可被建模再产而非复制的事物)。据此，所谓“跨文化”问题，皆为不同文化实践与制物之间的差异问题。借此思路尽可能剔除西方跨文化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幻象的影响，赋予文化研究真正的理论自主性与批判潜能。
西方现代话语的存在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破解
胡国庆;历史唯物主义破解了西方现代话语的存在论基础。西方现代话语的根基是西方文明，就理性特征而言，西方文明是分解式的理性。西方理性传统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的分解式理性而形成原子论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为启蒙思想家所继承，特别是通过笛卡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完成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构建，并为西方现代话语建构提供了思想根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还原西方现代话语的本来面目，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西方现代话语的现实生活根基等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局限性。
《资本论》关于信用制度二重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任瑞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唯物史观阐述了信用制度的二重性。它在资本运行机制中具体表现为对生产关系的修复和颠覆：一是超越性，利用自身的公共性调解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产生的狭隘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构建有利于资本扩张的体制机制；二是革命性，通过历史地扬弃矛盾和在危机中激化矛盾两种方式消解着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推动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及其二重性的阐述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工具。当代资本主义一方面表现出经济金融化、泡沫化的衰败景象；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科技创新迭代加速的活力，本质上都是信用制度二重性作用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