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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常以“童谣”指称政治化的谣谚，在正史中又冠以“诗妖”“妖言”之名。童谣神秘化不仅体现于称呼，还集中体现在“童谣荧惑说”的演变与发展中。探析童谣创作者，揭示童谣被称为“诗妖”的历史，阐析“童谣荧惑说”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构成讨论中国古代童谣神秘化问题的几个侧面。中国古代童谣与中国古代政治相交织，其神秘化的过程，不仅与政治相互影响，亦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无法回避的一类重要现象。童谣神秘化问题的讨论，对推进中国古代谣谚向纵深发展，对丰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解，皆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In ancient China, the term “nursery rhymes” was commonly used to refer to politicized rumors and sayings, and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they were also named as “poetry demons” and “evil words”. The mystification of these “nursery rhymes” is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ir names but also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nursery rhyme confusion”. Analyzing the creator of nursery rhymes, revealing the history of nursery rhymes being called “poetry demon”, and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ory of nursery rhyme confusion” form several aspects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mystery of ancient Chinese nursery rhymes. Ancient Chinese nursery rhymes and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are intertwined, and the mysterization process of them not only interacts with politics, but also constitutes an unavoidable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discussion of the mystification of “nursery rhym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rumors and sayings and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上池州李使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2)(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纪妖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1-342页。
(3)(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订鬼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5页。
(4)(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二,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5)⑥(汉)班固:《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5页,第1465页。
(6)李昕桐:《儿童的想象:中国古代童谣的意义赋予》,王娟编:《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709页。
(7)(晋)张湛注,(唐)卢重玄解,(唐)殷敬顺、(宋)陈景元释文,陈明校点:《列子》卷四《仲尼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8)②(清)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六《诗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31册,第315页,第315页。
(9)(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10)(清)佚名:《归求草堂诗集》卷二《送侯起叔之南昌》,(清)严长明:《严东有诗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0册,第617页。
(11)(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四四《奇事》,《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1页上。原文:“坚母孕时,梦肠出绕腰,有一童女负之,绕吴闾门间三匝,天授以芳芽一茎,童女语云曰:‘此善祥也,必生雄才之子。今赐母此茅土,王于翼轸之地,鼎足于天下,不出二百年。’语毕而觉。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12)(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编:《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五行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5页。
(13)(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订鬼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6页。
(14)(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四《五行五事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9页)指出:五事,一曰貌(注:《书传》云:“容仪。”《说苑·修文篇》:“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行步中矩,折旋中规,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天启本不提行),二曰言(注:《书传》云:“词章。”《论衡·订鬼篇》云:“《鸿范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气,故童谣、诗歌为妖言。”),三曰视(注:《书传》云:“观正。”),四曰听(注:《书传》云:“察是非。”),五曰思。何谓也?(注:《书传》云:“心虑所行。”)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
(15)③(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订鬼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6页,第345页。
(16)(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卷六《制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7)(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7页。
(18)(12)(汉)班固:《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7页,第1377页。
(19)⑦(唐)翟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一三《童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6页,第776页。
(20)(宋)章炳文撰,储玲玲整理:《搜神秘览》卷中《谣谶》,《全宋笔记》第三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2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页。
(22)(11)(清)岑建功辑:《旧唐书逸文》卷七《诗谣》,《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册,第64页,第64页。
(23)参见胡祥琴:《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5)对于历代天象与国家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的讨论,学界有不少研究。徐凤先指出:“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随着认识的发展而演变,其社会影响亦随之浮沉,两汉是最重视异常天象的朝代,异常天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魏晋南北朝到隋,异常天象的社会影响明显减弱,唐代有所回升,宋代达到第二个高峰,元、明、清三代又逐渐下降。”关于唐代的天象观,徐文指出,“唐代异常天象对社会生活影响较小,大臣的异常天象奏对中没有激烈抨击国家政治、批评皇帝本人或指责专权大臣的,也没有大臣因异常天象而引咎自责。”(徐凤先:《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对社会影响的历史嬗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3期,第26页)赵贞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唐代对于天象的重视一如既往,而异常天象(星变)对唐代社会衍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关于宋代的天象观及特点,徐文指出,“虽然在思想上对异常天象有一些怀疑和否定,但由于新天人感应说的模棱两可性和政治的需要,宋代政治运作中是很重视异常天象的。宋王朝大部分时间处于内外压力之下,对异常天象作出反应是表示自己应天诫、得天命的手段。”“宋代大臣异常天象奏对中批评国家政治、批评皇帝本人、批评其他大臣的很多,并且一般都能收到一定效果。异常天象对宋代社会生活有较大影响。”(徐凤先:《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对社会影响的历史嬗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3期,第26页)
(26)(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卷六《音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引高诱注。
(27)荧惑,字义含有眩惑的意思。(晋)皇甫谧撰,(清)宋翔凤、钱宝塘辑《逸周书》卷八《史记解第六十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记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
(28)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8页,第1347页。
(29)(汉)班固:《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1页。
(30)⑨(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五《荧惑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9册,第86页。
(31)(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一《荧惑犯房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32)(11)(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六《荧惑犯太微四十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第275页。
(3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一《中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2页。
(34)(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五《荧惑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9册,第93页)指出:“荧惑入太微门右,大将军死。门左,小将军死。木仝,大臣忧,执法者诛。……若干犯左右相,左右相有诛。”又(唐)翟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六《荧惑犯太微四十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76页)记载:“《帝览嬉》曰:‘荧惑行犯太微左右执法,大臣有忧。’巫咸曰:‘荧惑犯太微门右,大将死。门左,小将死。’郗萌曰:‘荧惑犯左右执法,左右执法者诛,若有罪。’……甘氏曰:‘荧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天庭,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罚无道之君,失礼之臣。若犯左相,左相诛;犯右相,右相诛。”
(35)(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六《荧惑犯太微四十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36)(汉)刘安编,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1页。
(3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五六《高祖武皇帝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53页。
(38)(元)脱脱等:《宋史》卷五○《北方》,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1页。
(39)(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二《荧惑犯南斗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40)(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41)⑧(唐)杜甫撰,(宋)王洙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伤春五首(其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6册,第288页,第288页。
(42)⑩(11)(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定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3页,第213页,第213页。
(43)郁宁远:《中国童谣》,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4)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32-635页。
(45)(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纪妖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9页。
(46)黄晖引孙诒让《札迻》指出,此句疑作“世谓童谣妖言,使人有所见也。”(黄晖:《论衡校释》卷二二《订鬼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41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认为,该句释为“世上的人说,童谣是荧惑星的精气诱导儿童唱的。”(《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卷二二《订鬼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9页。)
(47)(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订鬼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6页。
(48)⑥(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8页,第1318页。
(49)(晋)陈寿:《三国志》卷六一《陆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1页。
(50)(北齐)魏收:《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8-809页。
(51)(唐)魏征:《隋书》卷二○《七曜》,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58页。又(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二《七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页。
(5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二《七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页。
(5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八○《五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76页。
(54)(1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安皇帝壬》,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682页,第3682页。
(55)(唐)潘炎:《童谣赋》,(清)董诰:《全唐文》卷四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08页。
(56)(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卷七《崔浩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子部第30册,第709页。
(57)(明)唐锦:《龙江梦余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2册,第337页。
(58)(明)田艺蘅撰,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卷一九《谣和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59)(明)魏学洢:《茅簷集》卷七《拟治安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7册,第592页。
(60)(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一《天部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0册,第349页。
(61)(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62)刘复生:《荧惑崇祀及其在宋代的流变》,《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3)④(春秋)晏婴著,卢守助译注:《晏子春秋译注》卷一《景公异荧惑守虚而不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第36-37页。
(64)(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卷六《音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65)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7-1318页,第1347页;第1318页。
(66)(明)冯琦:《经济类编(三)》卷七八《郎顗上顺帝弭灾数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795页下。
(67)⑩(明)冯琦:《经济类编(三)》卷七八《条便宜七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下,798页上。
(68)(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一《荧惑犯角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69)(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一《荧惑犯亢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70)(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一《荧惑犯氐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71)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第24-48页)专门讨论“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心宿,是古代二十八宿之一,属于东宫苍龙七宿,心宿七星在星占上指的是天王(即皇帝),其前后星指的则为天王之子。根据《星经》卷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6页)的说法,“前有太子,后有庶子”。根据《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95页)的说法,“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心宿是天上“明堂”之所在,并且亦为荧惑之庙,明堂是天子郊祀并“导致神气,祈福丰年”的重要地方,庙则是追往孝敬、养老辟雍与示人礼化的所在,在重视祭祀和礼制的古代世界,明堂与庙在政治上都具重要意义,以此可知心宿在星占上亦具有特殊的地位。
(72)(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六四《顺逆略例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原文:“石氏曰:居之不去为守。甘氏曰:徘徊不去其度为守。《文耀钩》曰:留不去为守。郗萌曰:二十日以上为守。”
(7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指出:“(火)与心星遇,[则缟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为死亡”。在(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三一《荧惑犯心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里所引战国石申夫和甘德的占辞中,称荧惑守心预示将发生“大人易政,主去其宫”“天子走,失位”“王将军为乱”“大臣为变,谋其主,诸侯皆起”等事件。
(74)(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二《纪妖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9页。原文:“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当星坠之时,荧惑为妖,故石旁家人刻书其石,若或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
(7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三《月五星凌犯及星变》,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2页。原文:“十七年二月荧惑犯键闭,三月丁巳,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钤。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伺其所守犯,天子所诛也。键闭为腹心喉舌臣,鉤钤以开阖天心,皆贵臣象。”
(7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三《月五星凌犯及星变》,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6页。原文:“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旬余,占曰:‘主去其宫。’”
(7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三《月五星凌犯及星变》,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63页。原文:“(懿宗)咸通十年春,荧惑逆行,守心。”
(78)⑨(元)脱脱等:《宋史》卷五五《荧惑》,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6页,第1179页。
(79)(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成公十三年三月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
(8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0页。
(81)关于唐宋礼制研究,近来研究成果颇丰。甘怀真:《礼制》,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92页。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26页。朱溢:《隋唐礼制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林》2011年第5期,第178-187页。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5页。王志跃:《宋代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202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4页。关于祭礼中的天文星象问题,在礼制、郊祀和道教神位与信仰的研究中多有提及。
(82)[日]福永光司:《昊天上帝と天皇大帝と元始天尊——儒教の最高神と道教の最高神》,《道教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123-155页;李庆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和元始天尊——儒教的最高神和道教的最高神》,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382页。姜伯勤:《“天”的图像与解释——以敦煌莫高窟285窟窟顶图像为中心》,《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6页。[日]妹尾达彦:《帝国の宇宙论——中华帝国の祭天仪礼》,水林彪、金子修一、渡边节夫主编:《王权のコスモロヅー》,东京:弘文堂,1998年版,第233-255页。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14页。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建构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8页。
(83)④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348页,第348页。
(84)⑩刘复生:《荧惑崇祀及其在宋代的流变》,《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85)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辨述义》,《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7页。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1-105页。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第七章《唐宋祭祀礼仪中的天文背景·宋代的“德运”之争与大火星的祭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348页。
(86)(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6页。
(87)⑨(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0页,第1268页。
(8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9页。
(89)(元)脱脱等:《宋史》卷五二《七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2页。
(9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方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61页。
(9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页。
(9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闰十二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3页。
(93)(宋)李元叔:《广汴都赋》,(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3页。
(94)参见刘复生:《荧惑崇祀及其在宋代的流变》,《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近年来,各学科对中国古代童谣都有不同程度的讨论,从而构成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童谣的扎实基础。王瑾《中国古代童谣论》(《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对中国古代童谣的范畴做了界定。舒大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刊发的系列论文多以“童谣”为讨论对象,如《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政治童谣与谶纬、谶语、诗谶的对比》(《求索》2008年第11期)、《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附会》(《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伪造》(《江汉论坛》2009年第11期)等。对中国古代童谣的相关讨论,还有周书云《童谣巫术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剑《论童谣中巫术思想的表现与影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梦倩、杜成宪《“荧惑说”与“童子之情”———从童谣的历史变迁透析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教育学报》2009年第6期),吴其南《童谣与谶纬》(《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刘彩珍《医疗人类学视域下的童谣研究———兼论我国古代医事童谣的分类、题材及语言形式》(《当代文坛》2015年2月),徐婕《中古五行志〈诗妖〉初探》(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张礼永《“村童闹学图”究竟反映了什么———兼谈图像、谣谚、小说及传记材料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2期)等。诸研究者从各个学科、各种角度提到了童谣的神秘性,但并没有专门分析中国古代童谣神秘性的构成、产生的原因,更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神秘政治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讨论。李昕桐《儿童的想象:中国古代童谣的意义赋予》(王娟编:《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一文从儿童研究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古代童谣被赋予的神性意义。中国古代童谣,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皆以神秘性示人,并经历了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从而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政治。集中讨论童谣的神秘性,揭示童谣神性化的历史,值得深入探讨。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2.008
中图分类号:K22;I207.8
引用信息:
[1]赵瑶丹,陈敏思.中国古代童谣的神秘化[J].东岳论丛,2023,44(03):61-71+191+2.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2.00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宋谣谚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W10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