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楚帛书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这里采用的是李零先生的意见,也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意见。参见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后收入《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62页。

(2)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8页。

(3)参杨博:《论楚竹书与〈荀子〉思想的互摄》,《出土文献》(第五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85-194页;《试论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借鉴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讨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苏辉,牛鹏涛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页。

(4)参见刘跃进,程苏东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程浩:《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魏慈德:《楚地出土战国书籍抄本与传世文献同源异本关系试探---以与〈尚书〉有关的篇章为主》,《出土文献》(第9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版;艾兰:《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于新近出土文献的视角》,袁青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43-652页;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文史》,2014年第3辑;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等等。

(1)参见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賾》,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晁福林:《从清华简〈程寤〉篇看“文王受命”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从商王大戊说到商周时代祖宗观念的变化---清华简〈说命〉补释》,《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杨振红:《从清华简〈金縢〉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等等。

(2)[美]柯马丁(Martin Kern):《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米奥兰、邝彦陶译,《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3)[法]朗格鲁瓦(C.V.Langlois)等:《史学原论》,余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法]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43页。

(5)(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宋)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5页。

(6)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77页。

(1)《尚书》卷18《顾命》,(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0页。

(2)杨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3)《左传》卷53《昭公三十二年》,(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28页。

(4)《毛诗》卷18-3《大雅·崧高》,(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7页。

(5)《逸周书》卷4《世俘》,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36页。

(6)王国维:《史籀篇证序》,《观堂集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257页。

(7)《尚书》卷13《金縢》,第196页。

(8)《尚书》卷16《多士》,第220页。

(9)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29页。

(10)《墨子》卷3《尚同中》,(清)孙诒让撰:《墨子閒诂》,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页。

(11)《左传》卷42《昭公二年》,第2029页。

(12)《国语》卷17《楚语上》,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6页。

(13)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荀子》卷1《劝学》,(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2页。

(2)《读墨子杂志》,(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

(3)《墨子》卷9《非命上》,第266页,237页,238页。

(4)《国语》卷17《楚语上》,第486页。

(5)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50页。

(6)刘乃寅:《中国历史编纂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7)饶龙隼先生经过分析,得出大概前750年前后出现夏书、商书、周书之称名;前650年始出现《书》之称名;春秋以前传写的应称为“书”篇,而不是《书》。《书》篇最早编纂于昭穆时期。参见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1-227页。

(8)清华竹书中亦并没有《尚书》与《逸周书》的区别,可为一证。

(9)张怀通:《〈逸周书〉新研》,第35-36页。

(10)[美]柯马丁(Martin Kern):《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美]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3页。

(11)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语言科学》,2008年第1期;“豳公盨”,笔者从朱凤瀚先生作“公盨”,参见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尚书》卷14《康诰》,第202页。

(2)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年第5期。

(3)《墨子》卷4《兼爱下》,第124页。

(4)《墨子》卷9《非命下》,第281-282页。

(5)刘起釪:《〈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36页。

(6)刘起釪:《尚书学史》,第30页。

(1)《孟子》卷6上《滕文公下》,(汉)赵歧注,(宋)孙奭疏:《孟子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712页。

(2)刘起釪:《尚书学史》,第30页。

(3)《毛诗正义》卷18-4《大雅·韩奕》,第1230页。

(4)《毛诗正义》卷20-2《鲁颂·閟宫》,第1328页。

(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2-1014页。

(6)《左传》卷58《哀公六年》,第2162页。

(7)《吕氏春秋》卷15《慎大览·慎大》,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3页。

(8)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文物》,2012年第8期。

(9)张怀通:《〈逸周书〉新研》,第40-41页。

(10)《墨子閒诂》卷4《兼爱下》,孙诒让注,第123页。

(11)赵平安:《〈芮良夫〉初读》,《文物》,2012年第8期。

(1)刘起釪:《尚书学史》,第64页。

(2)陈梦家:《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页;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页。

(3)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1-80页。

(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6页。

(5)《尚书》卷11《牧誓》,第183页。

(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7)《逸周书》卷5《作雒》,第510-511页。

(8)[美]柯马丁(Martin Kern):《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43页。

(9)杨博:《“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第239-256页。

(10)李伟泰:《〈竞建内之〉与〈尚书〉说之互证》,周凤五主编:《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发展与转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16页;高婧聪:《从上博简〈竞建内之〉所引商史事看经学在战国时期的传承》,《管子学刊》,2010年第1期。

(11)刘信芳:《竹书〈鲍叔牙〉与〈管子〉对比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献》,2007年第1期;鲁加亮:《〈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与〈管子·戒〉对读札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李学勤:《新出简帛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第28-34页;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第22-57页。

(2)(3)《左传》卷52《昭公二十六年》,第2114页,第2114页。

(1)与之相应,春秋战国时期昭示自身所从出的铭文亦是流行,如国家博物馆今年新征集之伯有父剑,其铭:隹东王之孙,子浮君之子,白(伯)有父择其吉金……二者一同显示“世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地位。

(2)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杨博:《〈系年〉“周亡王九年”诸说综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7日第5版。

(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页。

(5)《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

(2)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

(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9页。

(4)(6)《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3页。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