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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中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而非确定的,小说的反讽意识面临着断裂,其症候表现在它无法覆盖笼罩全篇的浓烈抒情。这种颇具深意的张力关系根源于鲁迅强烈的读者思维,他依托于情理分殊的双重阅读结构,既完成了对于外在社会内容的历史性描述,又顾念了"解剖我自己"以书写真实的表达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铁屋子"中启蒙的内在悖论所带来的分裂感。从《伤逝》的深层意蕴来看,涓生的形象是"狂人"的复现,他"回心"式的"罪"的自觉也是作为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被"治愈"之后摆脱先觉者的"独醒"意识,获得"清醒"的自我的记录,其中蕴含着现代主体诞生的秘密。鲁迅借此冷峻地反思了高蹈的精英主义启蒙观所得以确立的前提,在与智性读者的对话中重新部署主体介入现实的方式。
Abstract：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the narrator is ambiguous and not certain in Regret for the past. The irony consciousness of the novel is facing a break. The symptom of the break is that it can't cover the strong lyricism of the whole novel. This kind of profound tension is rooted in Lu Xun's strong thinking for readers. Relying on the dual reading structure which discriminate between emotions and reasons,he not only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xternal social content,but also considered the expressing need of“dissecting myself”to write the truth,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eased the sense of division brought by the inner paradox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iron house”. From the deep meaning of Regret for the past,the image of Juansheng is the reappearance of “madman”. His consciousness of “conversion”is also a record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s enlighteners who get rid of their consciousness of “being sane solely”after being “cured”. It contains the secret of the birth of modern subjects. Lu Xun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reflect coldly on the premise of elitism enlightenment concept which is out of the common run,and redeployed the subject's way of involvement in reality in the dialogue with intelligent readers.
①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
(1)本文所指的反讽性评价,其主要观点在于《伤逝》的隐含作者在讲述涓生与子君的故事时透露出一种反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可以基于事实层面的对照也可以是一种隐形的结构原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思想规范不相吻合,涓生的叙述成为嘲讽自身的来源。新世纪以来,学界中持这类判断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罗小茗:《涓生的思路——〈伤逝〉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刘俊:《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鲁迅〈伤逝〉新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岁涵:《进化论与女权——重读〈伤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国家玮:《“空间”的现代性:论〈伤逝〉的第一人称叙事》,《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5期;金理:《造人·“伪士”·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等。
(2)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3)张文焯:《子君和涓生——子君走后的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09页。本文原载1935年5月25日《国会文学特刊》(半月刊)(天津)第3期。
(4)“结构性反讽”是黄平对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中“irony”词条下“structural irony”这一名词的重译,原译者译为“通篇性反讽”,似乎没有理解反讽可以是一种结构原则,不够准确。“一些文学作品展现出‘结构性’反讽’,作者不再是偶尔运用下言语反讽,而是引入一种结构性的特征,使得双重意味的含义与评价贯穿整部作品……对于结构性反讽而言,常见的结构性设置是安排一名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尽管这个叙述者既不愚蠢,亦不轻信,也无痴傻疯狂,然而在他对自我的动机与行为的观察与叙述中,显示出洞察力的匮乏。从中读者可见出叙述者自身的偏见与兴趣如何扭曲了他的观察。”参见黄平:《重译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反讽”词条》,《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24页。词条原文请参见[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辞典》(中英对照),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185页。
(5)[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6)参见曹禧修:《论〈伤逝〉的结构层次及其叙事策略》,《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作者认为涓生的自叙话语与读者之间构成一个张力场,从中可以读出悖论性的结构意蕴:涓生实质上是一个逃避忏悔的忏悔者。
(7)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8)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9)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0)谭君强:《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11)[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2)鲁迅:《两地书·十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3)谭君强:《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14)鲁迅曾经多次在创作谈中披露自己用笔简练,不事铺张的特征,兹直录若干以备查考。“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见鲁迅:《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见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见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页。
(15)许钦文:《写〈彷徨〉时的鲁迅先生》,《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65页。
(16)汪卫东:《错综迷离的忏悔世界——〈伤逝〉重读》,《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
(17)宗先鸿:《论〈伤逝〉的创作意图与人物原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
(18)林丹娅:《“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86-287页。
(20)以上参见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21)金理:《造人·“伪士”·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22)钱理群,王德后:《前言》,《鲁迅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3)赵敬立:《唱歌一般的哭声,给旧我送葬——〈伤逝〉新解》,《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24)④曹禧修:《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第43-44页。
(2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6)以上参见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00页。
(27)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28)“回心”一词在词源学上的含义,本文取《近代的超克》一书中译注的解释。“回心,日语当中‘回心’这个词,来自英语的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9页。
(29)[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9页。
(30)④⑤[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第175页,第176页。
(3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0页。
(32)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1927年11月10日。
(33)③⑥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第115页,第131页。
(3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35)徐仲佳:《直面启蒙的伦理陷阱——从涓生的两难看1920年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现实困境》,《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
(36)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
(37)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38)以上两处引文参见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39)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40)“二次绝望”的说法来源于鲁迅研究专家汪卫东。他认为鲁迅一生经历了两个人生的低点,一是我们都熟知的S会馆时期,一个就是1923年,亦即两次绝望的时期。1923年鲁迅几乎停止了所有文章的写作而陷入沉默,原因可以上溯至《新青年》解体以后其本人所面临的第二次启蒙危机,在1922年底的《呐喊·自序》中鲁迅就已经以自我回顾的形式让过去的“呐喊”告一段落,同时又借此倾诉了此时此刻的绝望,因此《呐喊·自序》是在对“呐喊”的叙述中叠加了“彷徨”的底色,也是糅合鲁迅两次绝望的有趣文本。同时恰好在1923年,周氏兄弟的分裂又使得鲁迅失去人伦意义的寄托,因而第二绝望甚至比第一次更为致命。详见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11页。值得注意的是,与《伤逝》有着互文关系的《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刚好标志着其再次走出绝望从“沉默”转向“开口”,另根据许钦文的回忆《伤逝》实际的构思时间在写作时间的一年半以前,也就是1924年4月前,因而这两者一道都可视为鲁迅对于1923年自身“二次绝望”的启蒙危机的回应。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1.08.004
中图分类号:I210.976
引用信息:
[1]王海晗.暧昧笔致、情理分殊及回心契机——《伤逝》新解[J].东岳论丛,2021,42(08):33-42+191.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