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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掉的好地狱》与《杂忆》写作于同一天,后者颇为详尽地讲述了鲁迅的辛亥经历,深情地回顾了民国建立的经过以及民元时期的"希望",同时表达了对民元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失望。在鲁迅看来,自己及辛亥同人之所以倾力于文学,并非因为文学是高雅之物,而是那里面记录着弱者的苦痛与呻吟,这正是辛亥一代同五四一代("现代评论派们")的本质性区别。正是这个原因触使了鲁迅在五四退潮时期,不断地在文字书写之中重返辛亥原点,重拾辛亥革命的精神之力,这成就了《失掉的好地狱》这一系列文本的书写,并且通过这样一些书写,鲁迅"扬弃"前一个阶段因辛亥革命失败之顿挫而苦痛不已的自我和已然登上"高雅之文学殿堂"的五四同人,而向新的革命征程进发,去拥抱异样的具有强力之意志的"别一类人们"去了。
Abstract:The Lost Good Hell and Miscellaneous Memories were written on the same day.The latter narrated Lu Xun's experience in 1911 in great detail,recalled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hope"in 1912,and expressed the disappoint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fter 1912.In Lu Xun's view,the reason why he and his comrades devoted themselves to literature is not that literature is a noble thing,but that it records the pain and moan of the weak,which i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1911 generation and the May 4 th generation( "modern critics").It is because of this reason that Lu Xun kept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of1911 in his writing during the ebb tide of May 4 th Movement and regaine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1911 Revolution.This resulted in the writing of a series of books of the Lost Good Hell and,through such writing,he stepped out of the previous frustration and pain caus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1901 Revolution,sublated some of his May 4 th comrades who have already climbed to the"palace of art",and set out on a new revolutionary journey to embrace the "other kind of people"who were different and had a strong will.
(1)李长之:《鲁迅批判·鲁迅之杂感文》,载《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2)将《朝花夕拾》放在“杂感文”系列中同样引人注意。
(3)[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当时作者所在的北方军阀统治,确实是一个人间地狱;有些绅士、学者、正人君子则在维护它,反对改革,反对不满现状,岂不是说是一座好地狱吗?但对于当时已经开始和北洋军阀在争夺这地狱的统治权的国民党右派,作者也预感到他们将来的统治,不会比军阀们更好。这预感是惊人的!”语见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2)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3)(4)[日]木山英雄:《读〈野草〉》,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334-335页,第335页。
(5)鲁迅:《坟·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6)季中扬似乎触摸到了这一点,“更为发人深省的是,鲁迅认为肩负着‘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站在‘鬼魂们’一边,而是‘人类’之一员,甚至于他自己也可能是‘人类’之一员,所以‘魔鬼’说:‘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见季中扬:《地狱边的曼陀罗花---解析〈野草·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隐喻形象》,《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
(1)(2)(3)(4)(5)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6页,第237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39页。
(6)鲁迅:《两地书·八》,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1-32页。
(7)鲁迅:《两地书·二四》,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80-81页。
(8)本文中“五四一代”的说法取宽泛的“五四”之意,实质上就是鲁迅所谓的成长于民国的一代人,在年龄上大概指1890年代以后出生的,其成长经验中并没有参与过辛亥革命的,然而在五四时期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发起者或参与者的这样一拨人。
(1)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2)《宽容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胡适讲,杨欣泉记,《日记1959年附录》,载《胡适全集》(第3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576页。在1948年8月的《自由主义是什么?》(载《胡适全集》(第22卷),第725-728页)一文中,首次谈到容忍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正式地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并视其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9月在北平电台广播词《自由主义》中,进一步将容忍列为自由主义的四个意义之一,“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并说,“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载《胡适全集》(第22卷),第740页。
(3)胡适:《书信·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载《胡适全集》(第3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4)这一年(1925年)的2月,胡适、章士钊互题合照诗在当时应该是颇有名的事件。章士钊先题白话新诗送给胡适,语带讽刺:“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而胡适不以为意,报之以旧体诗,语气宽厚:“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见胡适《题章士钊、胡适合照》,载《胡适全集》(第10卷),第289页。
(5)鲁迅:《野草·希望》,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81页。
(6)(7)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6页。
(8)汪卫东在其专著《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一书中提出的“文学主义”的观念,用以强调鲁迅留日时期通过《摩罗诗力说》等文言论文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行动力的文学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似乎触碰到了这一点。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此外,符杰祥近期在《文艺争鸣》发表的文章《〈野草〉命名来源与“根本”问题》试图勾连从“摩罗”到《野草》之间的精神脉络,也属于这方面有益的探索。符杰祥:《〈野草〉命名来源与“根本”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3)然而,目前的学界似乎都只关注到鲁迅文学之力来源于拜伦等西方资源,而严重忽视了鲁迅对晚明遗民的文章之力的继承。其实关于文学之力的这两个来源,鲁迅在《杂忆》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4)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
(5)(7)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7页,第236页。
(6)(8)鲁迅:《华盖集·题记》,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页,第3页。
(1)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17页。
(2)鲁迅:《两地书·八》,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1-32页。
(3)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4页。
(4)(5)(6)[日]木山英雄:《读〈野草〉》,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331-332页,第336页,第335页。
(7)李玉明:《〈失掉的好地狱〉:反狱的绝叫》,载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114页。
(8)符杰祥:《〈野草〉命名来源与“根本”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9)张洁宇:《“愧不如人”的神龟兽---细读〈狗的驳诘〉与〈失掉的好地狱〉》,载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205-206页。
(1)[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第274-275页。
(2)鲁迅:《两地书·二六》,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84页。
(3)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65页。
(4)鲁迅:《野草·失掉的好地狱》,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4页。
(5)张洁宇:《“愧不如人”的神龟兽---细读〈狗的驳诘〉与〈失掉的好地狱〉》,载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206页。
(1)[日]木山英雄:《读〈野草〉》,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332-333页。
(2)[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第274-275页。
(3)伊藤虎丸的研究尽管将鲁迅的原点挪移到留日时期,然而他的逻辑始终在竹内好的框架之内,依然局限于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之历史检讨的内部问题,即个的自觉的问题。甚至他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讨论也依然在这样一个范畴当中,始终关注内部而忽视了“强力意志”的问题。符杰祥、汪卫东的论述尽管关注到文学之力与“摩罗”的关联问题,可是始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局限在鲁迅世界内部,而没有从辛亥革命这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原点着手进行讲述,我想在这些地方还是有商榷的空间吧!
(1)符杰祥的阐释值得注意。符杰祥:《〈野草〉命名来源与“根本”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2)鲁迅:《野草·秋夜》,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7页。
(3)鲁迅:《两地书·二四》,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80-81页。
(4)[日]竹内好:《鲁迅》,第130页。
(5)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8-239页。
(6)在诸多的研究者当中,只有朱崇科注意到了这一点。见朱崇科:《解/构“国民性”---重读〈失掉的好地狱〉》,载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201-212页。
(7)鲁迅:《坟·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25页。
(8)鲁迅:《野草·失掉的好地狱》,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4页。
(1)丸尾常喜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创作《狂人日记》等作品的‘五四’时期,世界上出现了新的‘人道主义’高潮,鲁迅也敏锐地感应到,心中强化了对‘人类’的信赖。鲁迅的‘人类主义’,成为规定其生活方式的‘进化论’的重要基础……”“可是,以1925年为界,在鲁迅的文章中表现出浓郁悲痛感觉,譬如1934年发表的《答国际文学社问》……这给鲁迅的‘人类主义’带来了破绽,从外部强烈地动摇了其‘进化论’。”(《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第268页。)
(2)[日]木山英雄:《读〈野草〉》,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336页。
(3)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一书当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刘春勇:《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鲁迅:《野草·狗的驳诘》,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3页。
(5)[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第276页。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10.015
中图分类号:I210.974
引用信息:
[1](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24).五四代际之争与辛亥原点再议——以《失掉的好地狱》为中心刘春勇[J].东岳论丛,2019,40(10):139-148+192.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10.015.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章’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号:16BZW133); “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9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博士生导师团队科研提升计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明之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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