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关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参见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8页;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2页;John D.Young.East-West Synthesis:Matteo Ricci andConfucianism,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0,pp.1-11.Nicolas Standaert,Handbook of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Leiden:Brill,2001,p.310;Mungello,David E.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Chapter2Ricci’s Formulation of Jesuit Accommodation in China:the Struggle for Literati Accept-ance.”Stuttgart:F.Steiner Verlag Wiesbaden,1985,pp.44-73.

[2]虽然有关明清天主教的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提及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礼物”,如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等,但鲜见专门论述“礼物传教”的专论。另需注意的是陈慧宏的一篇文章,对利玛窦的“礼物”有所涉及,参氏著《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时代的视觉物像及传播网络》,载《新史学》第21卷第3期(2012年)。

[3]“关系”(relation)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无庸讳言,以至于有人称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亦非社会本位,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而伦理本位即是关系本位。”因为按照儒家的观念,“人被安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人乃是关系的存在(relational being)。”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关系深植于儒家的社会理论之中,它在建构中国的社会结构方面有其自身的逻辑。”参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ix、第10、81页。

[1]参Thomas Gold,Doug Guthrie,David L.Wank eds.,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s,Culture,and the ChangingNature of Guanxi.Cambridge,U.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5-6.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67页。

[3]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1-112页。

[4]“予友诸子际南先生,示予以天教之书。予读未竟,胸中之疑尽释。方知天壤自有真理,儒教已备,而犹有未尽晰者,非得天教以益之不可。”参张星曜:《天儒同异考》,BNF,Courant7171,第434-435页。陆陇其谓诸殿鲲有“经济之才”,参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另外,鲁日满也表明诸殿鲲为教友,参[比]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14、258页。

[5]孙致弥:《性学醒迷序》,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6]参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1-264页。

[7]Liam M.Brockey,Journey to the East: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1579-1724,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2007,p.34.

[8]梁家麟分析研究者研究中国基督徒信仰的原因时,提出了“吃教者”、“心理挫折”、“文化危机”、“个人挫折”等模式。参氏著:《徘徊于耶儒之间》,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0页。

[1]明清传教士在哪些方面吸引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科技、数学,还是其他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谢和耐认为,所有17世纪早期的信徒完全由于传教士的科技诱导。柯毅霖不同意此种观点,而认为杨廷筠等信徒是因宗教兴趣而与传教士联系,参[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李奭学则认为,中世纪的“古典证道故事”在“劝说”士大夫皈依天主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美]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3][美]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美]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宗教的未来》,高师宁、张晓梅、刘殿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4]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316页。

[5]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4页。

[6]文翔凤:《处分西夷议》,载氏著《南极篇第八》,《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0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上-484页上。

[7]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六《列传第二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61页。

[8][9][10][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第63页,第66页。

[1][2][3][4][5][6][7][8][9][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第81页,第73页,第75页,第413页,第216页,第128页,第129页,第208页。

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第2页。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页。

[1]黄伯禄:《正教奉褒》,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

[2]艾儒略有同名著作,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633页以下。

[3]《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21页。

[4][6]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156页,第157-158页。

[5]但宗教类的“方物”亦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太监马堂认为十字架是巫术,礼部蔡献臣则认为天主图、天主母图是“不经”之“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宫禁”,参见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下。

[7]张铠:《庞迪我与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8]汤若望:《进呈书像自序》,载Nicolas Standaert,An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Emperor:The History ofJincheng shuxiang(1640),Sankt Augustin: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2007,p.101.

[1][法]杜赫徳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2]《钦命传教约述》,载《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215页。

[1]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载氏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

[2]黄伯禄:《正教奉褒》,第503页。

[1][2][4][5][6][7][8][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8-149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5页,第164页,第167页,第172-173页。

[1][9][意]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3册,《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60、84页,第122页。

[2][3][4][5][6][7][8][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2页,第187-188页,第192-193页,第194页,第213-214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83页,第289页,第290页。

夏伯嘉认为此人是孙鑛,参见R.Po-Chia Hsia,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Matteo Ricci,1552-1610,Oxfor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8-139.

[1][3][5][6][7][8][9]瑏[11]瑢[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95页,第300页,第300-301页,第304页,第305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14页,第316页。

[2]R.Po-Chia Hsia,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Matteo Ricci,1552-1610,p.150.

[4][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上),第189页。

利玛窦自己分析成功的原因,见R.Po-Chia Hsia,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Matteo Ricci,1552-1610,p.167

[1][2][3][4][5][6][7][8][9][10][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18页,第339页,第340页,第375页,第382页,第422-423页,第423页,第424页,第501-502页,第534页,第577页。

[1][2][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638页,第479页。

[3][4][5][6][7][8][9][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册,第157页,第194页,第237页,第284页,第308-309页,第327页,第328页。

[1][2][3][4][5][6][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册,第137页,第139页,第214页,第32页,第245页,第274-275页。

[7]方豪:《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载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55-272页。

[8]关于天主教中文著作的流通情况,参见肖清和:《刊书传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编辑与出版活动初探》,《天主教研究论辑》,2011年第9辑,第336-379页。

[1][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8页。

[2]陈懿典:《南宫署牍序》,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上。

[3]钟始声编:《辟邪集》,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951-9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