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Porter M.E.,“America’s Green Strategy”,Scientific American,1991,Vol.264,p.168.

(2)Domazlicky B.R.,Weber W.L.,“Do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ad to Slowe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4,Vol.283,pp.301-324.

(3)张成,陆旸,郭路,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4)宋德勇,赵菲菲:《环境规制、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7期。

(5)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8期。

(6)李虹,邹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7)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8)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9)钟茂初,李梦洁,杜威剑:《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8期。

(10)MishraV.,Smyth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Wages in Chin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2012,Vol.55,pp.1-19.

(11)⑧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8期。

(12)⑦史丹:《绿色发展与全球工业化的新阶段:中国的进展与比较》,《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13)张月友,董启昌,倪敏:《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

(14)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15)赵霄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财贸经济》,2014年第10期。

(16)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8期。

(17)范玉波,刘小鸽:《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0期。

(18)王垚,王春华,洪俊杰,年猛:《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

(19)魏守华,韩晨霞:《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法》,《产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20)Zhong Y.,Yan X.P.,“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ing Level and Urban Hierarchy-A Case Study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08,Vol.1,pp.1-8.

(21)Acemoglu D.,Garciajimeno C.,Robinson J.A.,“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twork Approac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Vol.105,pp.2364-2409.

(22)Tombe T.,Winter J.,“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isallocation:Th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Intensity Standard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5,Vol.72,pp.137-163.

(23)张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0期。

(24)程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会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8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现代财经》,2014年第11期。

(25)李虹,邹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26)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27)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28)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29)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共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共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重庆市、陕西省、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共12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共3个省份。

(30)刘瑞明,赵仁杰:《国家高新区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

(31)副省级城市包括(15个):哈尔滨、长春、大连、沈阳、济南、青岛、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宁波、广州、深圳、厦门;国务院批准的狭义上的“较大的市”包括(18个)吉林、齐齐哈尔、本溪、抚顺、大连、包头、邯郸、洛阳、宁波、唐山、大同、鞍山、淄博、青岛、苏州、无锡、淮南、徐州。

(32)Tang R.,Tang T.,Lee Z.,“The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0:Measurement and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2014,Vol.14,pp.142-153.

(33)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34)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果的项目,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给发达国家。

(1)简晓彬，刘宁宁，胡小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述评》，《资源与产业》，2011年第13期。

(2)厉以宁，朱善利，罗来军，杨德平:《低碳发展作为宏观经济目标的理论探讨——基于中国情形》，《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3)Lanoie P.,Patry M.,Lajeunesse Richard，“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8,Vol.302,pp.121-128.

(4)Rassier D.G.,Dietrich E．，“Does the Porter Hypothesis Explain Expected Futur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Clean Water Regulation on Chemical Manufacturing Firms”,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0,Vol.453,pp.353-377.

(5)Arouri M.E.H.,Caporale G.M.,Rault C.,Sova R.,Sova A．，“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Evidence from Romania”,Ecological Economics,2012,Vol.81,pp.130-139.

(6)蒋伏心，王竹君，白俊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