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④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五卷·道德玄经原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82页,第534页。

②[美]邰谧侠:《〈老子〉的全球化和新老学的成立》,《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③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董京泉指出:“老子”站在作为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的“道”的高度,俯瞰整个宇宙和全人类,其思想具有对于时空的超越性,能够提供新的思路和重要思想资源以解决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法自然) 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有而不用) 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为而不争) 如何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焦虑(知足) 如何重建人们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事于道) (参见董京泉:《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文史哲》,2016年第6期。)

⑤参见《哲学研究》编辑部:《老子哲学讨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本文所言之“研究方法”为广义的,不仅指实际的学术方法而且包含奠基性的“理论视域”(即进入经典文本或历史思想所用之立场、理论)。

(2)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3页。

(3)相关研究之总体趋势、三个阶段以及2010年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萧无陂:《近三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4)任继愈:《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5)张智彦:《老子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论管见》,《哲学研究》,1985年第8期。

(6)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7)林光华:《〈老子〉第四十二章之解读及方法论初探》,《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1期。

(8)张剑伟,杨永华:《〈老子〉解读方法刍议》,《江汉论坛》,2015年第4期。

(9)刘固盛:《中国老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0)(德)R.艾尔伯菲特:《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朱锦良译,《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

(11)“返本开新”一词原是用来指“新儒家”之思想立场或学术态度,如方克立言:“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是‘返本开新’。‘返本’即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新’即开科学民主之新。所谓传统儒学之‘本’也就是指他们所理解的传统儒学的基本义理和基本精神。”(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此种含义上的“返本开新”虽然有合理的地方,但过于强调“返本”,且多沿袭宋明理学、心学,有一定弊端。故本文中,取此词之字面含义,即广义,回到思想之开端处,此也是真实之本,创新之源。

(12)本文之“思想范式”指与实际社会生活同构、生成的思想之局域性结构或模式,早期原创性思想家的意义就在于其建立了独特的“思想范式”。此概念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范式”(paradigm)及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之“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概念的影响。“范式”系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信仰、价值、方法等的集合。(参见[美]托马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由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审美方式、习俗和伦理规范等在历史的心理积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行为方式,它以文化整合的整体性方式存在;文化模式对人们则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因此,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深层维度,它无优劣之分,具有相对性,从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参见[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生存结构,狭义是指人类面对各异的自然生存环境所导出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而进行谋生行为的综合体系,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缔造的第一基础;广义是指人的存在形态,含天人结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结构)、人己结构(人与人的关系结构)、身心结构(肉体与心灵的关系结构)。本文取其狭义,主要含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两方面。(参见王东岳:《物演通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黄玉顺:《生存结构与心灵境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周易研究》,2002年第4期。)

(15)章炳麟撰、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此三者可与法国思想家丹纳所言的“环境、时代、种族”之三要素相呼应。(参见[法]丹纳:《艺术哲学(1869)》,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6)[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下),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7)参见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又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5页,第108-109页。

(18)参见[美]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黄圣松等译,范丽梅、黄冠云修订,台北:万卷楼,2013年版,第7页(贝克定序)。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20)[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1904)》(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页。

(21)参见方东美:《方东美作品系列·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页,第113-114页。

(22)牟宗三:《牟宗三文集·中国哲学十九讲(1983)》,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页。

(23)蒋永青:《关于境界之“真”的讨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蒋永青:《境界之“真”:王国维境界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4)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牟钟鉴:《论老子的“道” 》,《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

(25)参见[法]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P.哈道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李文阁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2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7页。

(27)如张汝伦指出运用西方纯粹的知性分析在具体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理解范畴性概念时,是有局限的。如许多学者把“天”“道”等范畴的含义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却不注意这些不同含义都是从同一根源或有机意义场产生的。(参见张汝伦:《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

(28)徐复观:《徐复观全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324页。

(29)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30)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1981)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此书写作完成时间,依据“后序”或为1967年。

(31)刘笑敢:《老子哲学的思想体系:一种模拟性重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2)柯可:《老子哲学观体系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另外如郑开的《道家形而上学研究》,虽非专论《老子》而言“道家”,但多有洞见,亦可参考,该书认为“道家”以“无”(道)实现了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的突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本质论”的“道物无际”式的“道家形而上学”;其具体可分为四类:(1)“知识形而上学”(名、无名、知、无知、真知、神明、形、体悟),(2)“道德形而上学”(德、玄德、自然、性、素朴、赤子、仁义、兼爱、无为、无情、逍遥),(3)“审美形而上学”(美、物化、道技),(4)“境界形而上学”(心性、心斋、坐忘、精神、道术);而道家形而上学理论的根本特征就是注重内在体验,旨在阐明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哲学,道的真理只有在体证与实践过程中才呈现出来。(参见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3)余英时指出在西方思想的对照下,中国的“超越”突显出了“内向”的特色,其体现为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即不离”,超越性的“道”可经由人的修炼而内向收入人之“心”中。(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8-205页。)

(34)“礼崩乐坏”一语出字《论语·阳货》:“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其实质是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而产生的对西周时“制礼作乐”的僭越、贬损,并非“德礼体系”的崩溃和瓦解,而只是礼仪形式、等级秩序的因俗、改变。可参见杨文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35)王邦雄:《老子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48-54页。

(36)《老子》中的“史官特色”可以从文中的广泛征引前人之文献得以说明,如“建言”“古之所谓”等,可参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37)吴成国,程程:《楚文化与老子之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8)王邦雄:《老子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74页。

(39)如有研究者指出老子“治道”思想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本体论维度的“道治”,重视“道治”的形上性、根本性、全面性和规律性;二是价值论维度的“善治”,批评世俗价值和伦理礼制,主张在治国理政中贯彻“自然无为”的宗旨;三是境界论维度的“至治”,,描述了“知其文明,守其素朴”的理想社会形态。参见许宁:《论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

(40)《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云:“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参见(宋)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2页;又《周易》中有“观卦”(第二十,下坤上巽)。

(41)谢扬举:《老子道论通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

(42)钱锺书:《管锥编·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7页。

(43)参见孙柏林:《东陆学林·第二十四辑·“圣人”与“无为”——论《老子》之“领导智慧”与“人生境界”的现代意义》,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