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美国学者何凯立对1949年前基督教出版业内部的自发联合较早做过研究,参见[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晓阳研究员曾对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在中国的最后命运做过相关研究,参见赵晓阳:《青年协会书局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1日第1版;赵晓阳:《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文字事业在中国的最后命运》,《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朱晋平则对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对以上海为中心的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参见朱晋平:《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1949-195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周武研究员对抗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市出版业的变迁做过深入的研究,参见周武:《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史林》,2006年06期。香港学者邢福增曾在其专著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督教出版事业有过较为细致的论述,其中也涉及到本文的主题,但在内容和观点上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参见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增订版。

(1)上海是近代基督教出版业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面临多种困难,大量基督教出版机构相继停业,剩下的也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因此,上海基督教出版业的变动具有全局性意义。

(2)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由全国性教会和基督教机关合作组成,负责推进各项教会合作事工。太平洋战争后,该会西迁内地,前总干事陈文渊、干事孙恩三等在成都召集各教会领袖正式组织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办事处,并仍推陈文渊为总干事,该会的上海办事处则已名存实亡。作为全国性基督教联合机构,全国协进会代表着来自美国、英国及自治领、欧陆国家的新教教会和机关团体,其中美国差会背景的教会占主导地位。全国协进会产生的最大作用是各自为政的中国教会终于有一个总的协调机关。

(3)(5)[美]何凯立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陈建明、王再兴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第166页。

(4)《中国基督教出版协会的缘起与略史》,上档藏,U130-0-5-1,第2页。

(6)《天风》,第98期,1947年11月29日,第15页。

(7)该机构是上海基督教出版机关为了在文字工作方面谋求合作而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成立于1917年,其最大贡献是刊行《出版界》以沟通文字消息。1937年因受战事影响曾宣告停顿。当时“书报发行合会”正在设法恢复其原有组织并已于10月间将《出版界》复刊。经双方磋商后,该机构于同年12月决定将原机构取消,正式并入基督教出版协会,而《出版界》的编印与发行亦移交基督教出版协会办理。参见《中国基督教出版协会的缘起与略史》,上档藏,U130-0-5-1,第2-3页。

(1)China-55(原文无日期),New York: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A,Far Eastern Joint Office,China Committee,1947-1951,Film S37,p.4.

(2)《中国基督教出版协会的缘起与略史》,上档藏,U130-0-5-1,第3-4页。

(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

(4)《协进》,第9卷第3期,1950年11月16日,第3-4页。

(5)10个基督教出版机关分别为广协书局、中华圣经会、天风社、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青年协会书局、广学会、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勉励会、福音书房。

(6)应元道记录:《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座谈会纪要》,《天风》,第10卷第17期,1950年10月28日,第10页。

(1)《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1950年工作概况报告》(1950-1951),上档藏,U130-0-6-1,第6页。

(2)(5)(6)《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的组织缘起和筹备经过》,《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关于送上“筹备经过”、“章程草案”的函》,上档藏,B1-1-1992-11。

(3)胡愈之著,戴文葆编:《胡愈之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4)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的原来的执行干事林天铎于1950年5月辞职离会,继任执行干事张伯怀于8月下旬到会。张伯怀在基督教出版协会之后的一系列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7)《吴耀宗关于宗教出版机关精简合作计划的函》,上档藏,B1-1-1992-2。

(8)《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准备参加基督教出版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的函》,上档藏,B1-1-1992-3。

(1)《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准备参加基督教出版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的函》,上档藏,B1-1-1992-3。

(2)1951年4月16至21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全国基督教团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基督教全国、区域、地方性各团体和个人代表共151人出席,代表31个基督教派和26个基督教团体。会议地点在中央教育部大礼堂。这次会议的一大结果就是宣告成立“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筹委会主席是吴耀宗,常务委员为吴耀宗、涂羽卿、陈见真、邓裕志、李储文、沈德溶、施如璋、崔宪详、刘良模、谢永钦、罗冠宗。筹委会的成立,使得全国基督教的爱国运动与革新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3)《基督教出版事业今后努力的方向》,《天风》,第11卷第13期,1951年4月7日,第1页。

(1)《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天风”刊载吴耀宗关于基督教出版事业座谈会消息更正稿的函》,上档藏,B1-1-1992-9。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转告吴耀宗关于基督教出版事业处理办法的函》,上档藏,B1-1-1992-7。

(3)《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的组织缘起和筹备经过》,《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关于送上“筹备经过”、“章程草案”的函》,上档藏,B1-1-1992-11。

(1)《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的组织缘起和筹备经过》,《中国基督教联营书店关于送上“筹备经过”、“章程草案”的函》,上档藏,B1-1-1992-11。

(2)《上海新闻出版处关于基督教联营书店成立如何处理的请示》,上档藏,B1-1-1992-25。

(3)《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基督教联营书店可以核准成立的复函》,上档藏,B1-1-1992-28。

(4)《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关于成立基督教联营分店的函》,上档藏,B1-1-1992-27。

(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315页。

(6)《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工作概况》(1951年2月20日起至9月30日),上档藏,U130-0-6-1。

(1)(2)《张伯怀致吴耀宗的信》(1951年10月5日),《张伯怀关于送上吴耀宗先生报告联营书店情况的函》,上档藏,B1-1-1992-29。

(3)《吴耀宗致张伯怀的复信》(1951年10月9日),《张伯怀关于送上吴耀宗先生报告联营书店情况的函》,上档藏,B1-1-1992-29。

(1)《上海新闻出版处关于基督教出版机关联合问题座谈会》,上档藏,B1-1-1992-34。

(2)这10家单位分别是广协书局、中华圣经会、天风社、青年协会书局、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福音书房、时兆报馆、救恩书店。经过1951年的外资津贴登记,4家出版单位(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宣道会、静修日程社、灵修日程社)自动停止了出版业务。6家期刊中有5种,包括知名的《时兆》《福幼报》《女铎》《基督教丛刊》等都自动停刊。37种教会内部刊物除极少数外,其余绝大部分也都自动停刊。

(3)《上海书讯》第七期,《上海新闻出版处关于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传达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精神和决议情况的报告》,上档藏,B1-1-1939-85。

(4)《关于筹备“基督教联合书局”的初步意见》,《张伯怀关于筹备基督教联合书局的初步意见》,上档藏,B1-1-1992-37。

(1)此处的“上层反动力量大”,应当给予公允的理解,不能简单推论某些教会团体和机构的领袖政治态度恶劣,拒不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某些教会团体和机构的领袖之所以会在理解与执行政府政策上有偏差,往往和他们在教会国家关系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有关,既要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又要照顾平衡教会团体和机构内部的情绪或利益。参见陶飞亚、王德硕:《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中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第76页。

(2)《黄华致陈虞孙的信》(1952年1月24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关于建议暂不进行基督教出版机构统一实行联营的函》,上档藏,B1-1-1992-1。

(3)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6月,第57页;马佳:《爱释真理---丁光训传》,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初版,第78页。

(4)《天风》,1953年第32、33期,第24页。

(5)《天风》,1953年第41期,第16页。

(6)《天风》,1954年第4期,第5页。

(7)井谷:《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始末》,《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40页。早在1951年10月吴耀宗答复张伯怀的信件中,吴耀宗就认为基督教出版业的合并计划应当在三自革新筹委会领导下进行,并提出要按照新的需要,将基督教出版协会改组。次年1月张伯怀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呈送的文件里则明确了这一要求。1954年5月28日,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正式宣告结束。

(1)当时基督教方面尚在出书的出版单位有8家,其中出版期刊的1家(《天风》)。在8家基督教出版单位中,内中有7家领有出版许可证。除《天风》已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外,其余是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福音书房、中华圣经会,另外一家中华基督徒布道会文字部(设立于1953年,未经登记,擅自经营出版业务)未予发证。此外,经常发行的基督教各教会系统出版的教会内部刊物有7种(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一些),即《协进》《同工》《公报》《通讯》《圣工》《恩言》《牧声》。参见《上海市历年来宗教书籍与自然科学书籍出版状况》,上档藏,A22-2-346。

(2)《上海市人委出版事业管理处关于对上海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上档藏,B3-2-91-1。

(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80页。

(4)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35页。

(5)1954年11月30日,出版总署正式结束,其原有工作移交给文化部,由文化部设置出版事业管理局,办理出版行政业务。相应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改为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

(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5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5-16页。

(7)《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关于1955年上海市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总结及1956年工作的计划》,上档藏,B167-1-15-62。

(8)《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关于文化部负责同志对上海出版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和需要解决问题的综合报告》,上档藏,B167-1-15-80。

(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6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5)井谷:《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始末》,《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41页,第42页。

(3)江文汉长期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1954年底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与三自爱国会研究,派去广学会担任董事工作,1955年1月起兼任广学会总干事。参见《广学会关于申请改变负责人登记的函》,上档藏,B167-1-66-32。

(4)《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成立》,《天风》,1957年第3期,第4页。

(1)参见周武:《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史林》,2006年06期。

(2)这种情况也无意中暴露出中共接管上海后在做大城市工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当时采取的许多城市政策,只是出于策略的权宜之计,前后难免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党内始终有着搞阶级斗争的“左”倾偏好。相关讨论参见王海光、李国芳:《走向城市:中共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东岳论丛》,2014年第7期。

(3)在1955年底的一份文件里,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曾专门述及各基督教出版单位的政治立场:青年协会书局和广学会是比较进步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文字部与福音书房两家是落后乃至反动的,其出版物大多假借教义反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对新中国怀有恶意,中国主日学合会、中华浸会书局、中华圣经会三家则是中间性的,其中中华浸会书局又比较好些。根据这些出版单位的政治倾向可以解释联合工作的局限性。一般而言,政治上落后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在神学上较为保守,它们和其他出版机构很难相互合作,更不大可能愿意参加联合工作。参见《上海市历年来宗教书籍与自然科学书籍出版状况》,上档藏,A22-2-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