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存在国有制或者以皇权为代表的国有制，存在一定的争议。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9页，第112-114页;程鹏宇:《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27日。

(2)郭雪剑:《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李再扬:《土地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杨浩然，刘悦，刘合光:《中美农业土地制度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2期;王晓颖:《英国土地制度变迁史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1期;王琦:《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演进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李先东，李录堂，米巧:《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追溯与反思》，《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

(1)田晓忠:《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究》，2015年第3期;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戴建国:《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郑定，柴荣:《两宋土地交易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陈秋云:《宋代自由地权法制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

(2)(宋)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3)(宋)朱熹撰，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卷一十一《庚子应诏封事》(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页。

(4)(宋)朱熹注:《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

(5)(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五《与徐子宜》，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

(6)(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3页。

(7)(宋)陈亮著:《陈亮集》卷十(经书发题)，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0页。

(8)(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1页。

(9)(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1页。

(10)(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9页。

11(宋)朱熹撰，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卷一百《劝农文》(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4页。

12(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国用考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13(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十五《治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页。

14(宋)苏轼著，邓立勋编校:《苏东坡全集(下)》第六卷《策别十三》，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22页。

(1)(宋)李觏著:《李觏集》卷八《国用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5页。

(2)(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论民》(第7册)，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2057页。

(3)韩锴:《中国民本思想》，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4)(宋)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十一《论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5)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六《恤穷·居养依大观三年四月以前指挥御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1页。

(6)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劝栽植开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8页。

(7)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募民耕旷土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0页。

(8)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置农师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9页。

(9)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袁氏世范》卷三《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10)宋代的户籍，是以有无产业作为划分标准，把全国人户划分为两大类，主户和客户。有产且纳税的称为主户，无产业的人户称为客户。主户中包括地主阶级和自耕农，又根据拥有产业多少，主要是占有土地多少，划分为五等。其中第一、二、三等户是地主阶级，又称上户;第四、五等户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又称下户。客户中大部分是佃农。此外，宋代户籍中还有两种人户，即官户和形势户，官户是在正八品以上任官者，又或者依靠父祖恩荫取得官户身份的人，形势户是乡村任里正以上及州县官吏的第一等户。这两类又合称为品官形势户。参见岳琛，王之伦，曹建:《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156页。

11岳琛，王之伦，曹建:《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11页。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09页。

(2)郦家驹:《宋代土地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3)戴建国:《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4)唐中期以前，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实行按人丁缴税的租庸调制，但贵族、官僚享有免税权。为了扩大课税面，户税和地税在唐朝逐渐发展，为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基础。

(5)巫宝三:《中国古代地租与田赋思想的演进》，《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6)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部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0页。

(7)孙竞，张文:《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

(8)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宋辽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1)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2)(8)(9)(10)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第47页，第385页，第372-373页。

(3)林文勋，张锦鹏:《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周红妮:《中国土地的命运》(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六，北京:新华书店，1957年版，第6159页。

(6)(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绍兴二年记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页。

(7)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11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2(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1》卷四《田赋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1)正税指地税。土地税(田税)为宋代国家正税与主体税，是一种举国皆行的税种。参见田晓忠:《宋代田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

(2)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3)第一次浪潮出现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执政期间，在彰献刘太后亲族的推动下日益猛烈起来。其中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田地，由宋真宗时的五百二十四万顷锐减到宋仁宗时的二百二十八万万顷，可见，土地兼并严重;第二次浪潮是在北宋晚年宋徽宗当政时期，主要由蔡京集团为首的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高利贷者等掀起;第三次则是在南宋初年宋高宗时期，其中以大量建立“御庄”肆意冒占田地最具有代表性。这种兼并之风，从宫廷到民间普遍存在。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59页。

(4)历史研究编辑部辑:《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8页。

(5)许嘉璐主编:《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役法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2页。

(6)宋代两税的附加税名目繁多，最主要包括支移、折变、加耗、合零就整以及预借、大斗等等。各种附加税的项目和税额轻重，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定，各地区不尽相同。南宋比北宋的附加税更多，尤其南宋后期更为繁重，实际上由于上等户逃税或将税赋转移佃农，因此下户农民的赋税负担愈加沉重。参见郦家驹:《宋代土地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1)官户是在正八品以上任官者，又或者依靠父祖恩荫取得官户身份的人;形势户是乡村任里正以上及州县官吏的第一等户。这两类又合称为品官形势户。参见岳琛，王之伦，曹建:《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2)郑雄飞:《地租的时空解构与权利再生产——农村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