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初版,分上、下二编,其自序写于1935年7月12日,其后的“追记”写于12月12日。齐鲁书社1981年1月影印出版时增附了1936年秋所作的改订本上册(未完稿),因此题名为“《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中国文字学》,1949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重排本。文中所标《导论》页码均为重印时所新标页码,非原书旧有之页码;本文引用《导论》内容时区别为三部分,即上编、下编和改订本。

(2)本文在评价唐氏“三书”说时,实际是总括“三书六技”而言的,与学界的一般仅仅指“三书”有别。

(3)参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9、75、76页。本文引用均据中华书局版。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1998年12月第四次印刷;第二版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9页。本文引用此书时均以第二版为据。

(1)这里的“原始文字”指的是原始时代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个术语也可以用来指每个文字的原始状态(参《导论》改订本“原始文字”第405页)。这个意义又称为“原始型式”(参《导论》上编第96-98、下编第212页等),又称“原始形”(《导论》上编第101页、下编第254页等),也就是《导论》下编第264页所说的字形的“最古的型式”。《导论》下编第185页云“原始古文本不易推定”,“原始古文”即指一个字的最早的写法,第196页所说的“原始文字”用的也是这个意思,第219页云“原始文字近于图画”亦然。唐先生又用这个概念“指最早的文字的母而言”,相当于文字学上常说的“初文”。这种“初文”,唐先生又称为“形母”(上编第122页)。改订本第404-406页“原始文字”一节有关于“字源”研究的论说(另参《中国文字学》第69页“图画文字”)。唐先生同时认为,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但并不是所有象形文字都产生于原始期(参《中国文字学》第69、77、121页)。《中国文字学》“文字的构成”一章中“图画文字”一节,即《导论》改订本“原始文字”一节的增补修订版。

(2)理解唐先生的声化论,也要注意把他的相关说法放到上古期的图画文字系统中去观察,而不能受到近古期形声系统的影响,这两个时期在唐先生那里,时时刻刻都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唐先生讨论上古期图画文字的特点,都是根据近古期的形声文字系统逆推的。但这一点,往往被唐兰先生著作的阅读者所忽略。

(3)《导论》改订本第405页。

(4)参初版《导论》上编第85页,改订本第405页。

(5)参《中国文字学》第66、67页。

(1)参《导论》上编第93页。另参改订本第407页(表述为“文字的原始意义”)。

(2)唐先生在其文字分期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确实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见,但他把文字发生、演变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化、机械化,这是他认识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反过来也会影响他对材料的分析,导致对某些现象的忽视,比如对史前的记号进入文字系统的现象,就没有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致使对文字发展过程的分析难以深入。对形声字发生的时代也是反复改变,今天看来,其比较合理的意见则又跟他的分期体系不相融。这也反映出由他初创的这个理论,由于材料和认识上的双重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粗疏性。但他提出的课题,无疑推动了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3)《中国文字学》对象形字的定义:“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画出一只虎的形象,就是‘虎’字,象的形状,就是‘象’字,一画二画就是‘一二’,方形圆形就是‘□○’。凡是象形文字: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字,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第66页)基于这样的界定,“大”字虽象正面的人形,但其由大人的“大”,又引申作一般的“大”,包含了人形以外的意义,因此它没有资格作象形字,而只是象意字。

(4)比如,甲骨文中就用来表示方位了,所以裘锡圭先生把它归入“象物字式的象事字”(《文字学概要》第123页)。而且,用具体的形象记录语言中抽象的概念,这也是造字时很常见的方法。唐先生对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

(5)唐先生曾对郑樵的“六书”学说作过深湛的研究,他本人的学说也受到了郑樵很深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文字学》中尤其有详细的体现。郑樵《六书略·象形第一》序曰:“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六书也者,象形为本。”(《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11月,上册第234、233页)唐先生关于“象形”的见解曾受到过郑樵的影响,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6)他在《导论》改订本中曾说:“如果我们把文字分类,就可把许多同形体的象意字,隶属于一个象形文下面,这是较直捷的办法。如果要把图绘文字里每一个单体,不拘是象形或象意,找出来定为字源,这就困难了。但如果有成绩,是可以和语根的研究相结合的。”(第406页)另参《导论》下编“古文字的分类---自然分类法和古文字字汇的编辑”一节。

(1)参《中国文字学》第81-82、83页。《中国文字学》所讲的“分化”跟《导论》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分化的方法,只有一点大概是相同的---即改易形态。

(2)《中国文字学》第101页云:“‘演化’和‘分化’不同,‘分化’是产生出新文字来的,‘演化’的结果,有时也会变成‘分化’,但它的本身是无目的的,只是不停地改易而已。”

(3)关于“形的分化”问题,比较复杂,详参陈英杰:《谈唐兰先生“三书六技”说中的“形的分化”》,“汉字文化圈各表意文字类型调查整理研究报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汉字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2017.9.15-18,湖北宜昌·三峡大学。

(4)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0页)曾针对《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六书”名称说:“象形、象意、象声,本已包括了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不过他们把图画实物的文字,和少数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

(5)唐兰先生在《致沈兼士信》(《殷虚文字记》所附,第117、119页)中又说,文字分为意符、声符两时期,他认为,声符时期以前,有一个纯用意符之时期。此处所谓“意符、声符两时期”,也就是图画文字和形声文字两时期。这跟《导论》的相关表述是有矛盾的。

(1)前此则称为“新文字学”或“新条例”,如《导论》下编(第262页)。

(2)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5月,第80页)讨论“”字时说:“凡文字不属于形,必属于意,不属于意,必属于声。字既不能释为象形象意,自当为形声也。”

(3)又如《中国文字学》第60页所云:“象形、象意、象声三种,本已包括了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不过他们(引按:指刘歆或班固)把图画实物的文字,和少数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划横线的这句话极易被误读,但从后面的话看,所谓“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说的仍然是构成一个字所使用的符号而言:形符、音符、意符。按照唐先生的理论,“图画实物的文字”使用形符,“少数记号文字”(唐先生分流到象形和象意二类之中)使用形符或意符。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9-11页。形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义符则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它们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

(2)唐兰先生的三书的名称采用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可以说是刘歆的)和许慎的《说文解字》。

(3)《中国文字学》第68页云:“假使单从名称上看,我们的三书有些近于刘歆、班固,不过没有要象事,因为这只是象形的一小部分。也没有用象声,而采用许慎的形声,因为纯粹的象声文字,事实上是没有的。”唐先生把假借称为“象声”,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云:“一称‘象声’,便无文字。除非后人在这个假借字上加上偏旁,才可以变为新文字,可是只要一加偏旁,又是形声字了。”(另参《导论》初版上编第89页)唐先生理解的“象声”很难说是符合刘歆原意的,他理解的“象事”,与他自己前后所说的也有矛盾,因为他把旧所说的指事字分别归到了他所划分的象形字和象意字中。

(4)唐先生说:“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从相关叙述看,唐先生所谓的“中国文字的起源”指的是象形象意文字完备的时代,而不是指前于此的“象形文字”时代。“文字十分完备”指的是形声字产生以后的时代。

(1)《中国文字学》“文字发生的时代”一节中提到原始文字(原始期的文字)中的假借(第58页)。《导论》上编第69页、改订本第385页还论及文字产生之前的语言中的假借。改订本云:“这方法盛行以后,无论何物,都可有新的名辞,而语言才可完全表现一切事物了。”唐兰先生所举颠、低的例字都应该是词义的引申,属于语言里的语源问题。所谓“语言中的假借”,是依据谐音原则的语言现象,六书的假借虽受启于谐音,但它是文字现象。

(2)参《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5页。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107页。陆宗达云,在训诂学上叫“引申义”,以造字法则言,则谓之“假借”。参《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7页。

(4)参《中国文字学》第82页。唐先生下文还说:“这种‘引申’,总是语言先变,文字是追随着语言的。”这话是针对和文字形体有关的引申而言的(如获的初文“隻”引申出单、只的意思)。其实,因记录引申义而产生的形声字也是追随着语言变化而产生的。

(1)裘锡圭先生曾说,范围最广的同形字,包括所有不同的词的相同字形,据此,用来表示本义的和用来表示派生词性质的引申义的同一个字,也可以看作同形字。参《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202页。

(2)比如《左传》所记载的古人通过汉字字形解构分析出的意义,应该是他们认为的该字所表示的原初意义,我们不必用今天“本义”的概念去苛求他们。

(3)参《导论》上编第55页、《中国文字学》第13页。

(4)能够明确区分语义引申和借字表音,是比较晚的时候的事。在“六书”说发生的时代以及《说文解字》完成的时代应该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文》才把借字表音现象按语义引申来讲。较早时候的古人很可能也不承认一个字会记录与原始义(或本义)没有任何关联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