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这论纲是当年春天2月间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荪校区访问时写下的。后来收录为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一书的附录三,题为《后新儒家哲学论纲》,第265-269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

②此文1996年12月在台北举办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宣读。

(1)请参见《咒术、专制、良知与解咒:对“台湾当代新儒学的批判与前瞻”》,1997年发表于台湾成功大学所召开的“第一届台湾儒学国际会议”,现收在拙著《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一书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12月版。

(2)以上所述是2001年9月7-9日在中国武汉大学举办的“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议”的论文,这篇文章后经修改,以《从“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船山”的可能》为题,刊于《鹅湖》第廿七卷第七期(总号:319),2002年1月,台北。

(3)以上所述,具可从牟宗三先生所著《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诸书中见到,这里做了一概括而总持的说明。又请参见笔者《当代新儒学之回顧、反省与前瞻: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的确立》,《鹅湖》第廿五卷第十一期(总号:299),页第36-46页,2000年5月,台北。

(4)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

(5)参见林安梧:《无尽的哀思:悼念牟宗三先生兼论“形而上的保存与实践的开启”》,收于《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一书,台北:明文书局,1996年版。

(6)关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结构,这想法初启于90年代初,请参见林安梧《存有、意识与实践》第五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107-150页。

(7)此见解实脱胎于M.Merleau-Ponty的觉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有趣的是此书的许多论点,就连书名都似乎与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可以连在一起思考,该书为台湾双叶书店1983年影印发行。

(8)请参见林安梧《〈揭谛〉发刊词——“道”与“言”》,《揭谛》学刊,创刊号,第1-14页,南华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1997年6月发行。

(9)关于处所、场域、天地等概念多启发自日本京都学派的见解,特别是西田氏的《善的经验》一书,关于此,请参见江日新译《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9年5月版。

(10)关于此,显然受到西方知识社会学传统之影响,如卡尔曼罕(Karl Mannheim)等之影响,又哈柏玛斯之见地,请参见Ju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slated by Jeremy J.Shapiro,Beacon Press,1971,Boston,USA.

(11)请参见前揭文《〈揭谛〉发刊词——“道”与“言”》,三“言以定形”一节,第5-6页。

(12)关于此“道、意、象、形、言”首见于《革命的孔子:熊十力儒学中孔子原型》一文,涉及于“诠释方法论及其相关问题”处,请参见《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第169页。关于此,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第六章,第145-176页,台北:读册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7月版。

(13)“名以定形”(页六五)最早由王弼提出,相关者,他亦有“名以定物”(页六)、“名者,尚乎定真”(页五)之论,请参见王志铭编《老子微旨例略、王弼注总辑》一书,台北:东升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0年10月版。

(14)请参见林安梧《语言的异化与存有的治疗》,收入《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一书第六章,台北:明文书局,1996年4月版,第139-175页。

(15)关于“语言”与“存有”的见地,颇受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启发,海氏见解,请参见氏著《走向语言之途》(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4月版。

(16)关于“两端而一致”的思考,请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四章“人性史哲学的方法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71-96页。

(17)关于将儒、释、道三教视为治疗学的论点来看,傅伟勋先生首发其端,见氏著《弗兰克尔与意义治疗法》,收入氏著《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第171-179页,台北:东大图书出版社,1986年版。后来,我循此理路发展成了一《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总体脉络。

(18)见《道德经》第十六章。

(19)“天地人交与参赞成的根源性总体”此语可用来诠释“道”,是这十馀年讲习诸家经典而后订定的;而“境识一体”则有取于熊先生体用哲学之理解;“物者心之物也,心者物之心也”则是王船山哲学的观点。参见《“道”“德”释义:儒道同源互补的义理阐述》,《鹅湖》第廿八卷第十期(总号334),第23-29页,2003年4月。

(20)请参见林安梧:《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責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儒学思考》,《思与言》三十九卷第四期,第57-82页,2001年12月。

(21)关于“筷子与叉子”的对比思考,是关联着“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而展开的,请参见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第六章,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4月版,第85-108页。

(22)参见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台北:读册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7月版,第142-143页。

(23)关于Samuel P.Huntington的见解,请参见氏所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黃裕美译,联经出版社印行,1997年9月,台北。

(24)关于“存有、场域与觉知”,请参见林安梧《二十一世紀人文精神之展望:“存有”、“场域”与“觉知”》(2002年3月讲稿),收入高强华、戴维扬主编《新世紀教育展望与实践》一书,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2年12月版,第125-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