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在此文中,作者敏锐地指出“鲁迅主张精神亦即伦理的进化,同时也深刻意识到与进化相悖的逆行的向量”,而且“觉醒与牺牲的力量愈迟,破灭颓落的可能性则愈大。危险性增高,阻碍‘精神界之战士’的奋斗的,正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伪士’(讲‘正义’、‘进步’的假知识分子)。”

②刘雨:《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从<孤独者>到<铸剑>》,《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

③王本朝:《救赎与复仇——<复仇(其二)>与鲁迅对宗教终极价值的消解》,《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0期。但王文对此并未深入挖掘,得出的结论也相对简单:“鲁迅整个一生都把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作为追求目标,但在他思想痛苦彷徨时期,尤其是创作《野草》时期,他为了维护个性价值而不得不与社会价值发生一些脱节,或者说是在他还没有完全确立个体与社会价值的紧密关系的时候,他退回到个体价值之中,对社会(包括大众)进行的批判和精神复仇。”

①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②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宋代理学“天理”观念的产生也正是为应对时代危机的挑战而产生的(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尽管理学思想并未实现自身救世的目的,但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值得我们关注。同样,清末民初知识人的努力也未见得达到他们预期之目的,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主张丰富了我们对世界以及历史的认知,故仍有细加考察之必要,而本文关注的鲁迅则是这类知识人中较为独特的一个。

③《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④⑤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第77页。

⑥⑦《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第58页。

⑧《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⑨《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①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3页。

②鲁迅早期的寂漠感可由在《朝花夕拾·琐记》中的一段话体现:“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③《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④“铁笼”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中的“iron cage”一词,但据韦伯研究专家沃夫冈·施鲁赫特,“‘铁笼’在韦伯的原文里应该是‘像钢一样坚硬的外壳’,人们一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满意、很满足。不是要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追求新的东西。人们在壳里面感到满足,视野受到了限制,不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参沃夫冈·施鲁赫特:《马克斯·韦伯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话),“人文与社会”网站。访问地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596/,访问日期:2012年4月6日。

⑤关于这段思想史的梳理,请参见德裔美国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还可参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⑥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对这种建立于物质基础上的“人道”展开了批评:“中心皆中正无瑕玷矣,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参《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页。

①《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②《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2005年版,第219页。

③《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④林毓生:《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政治观的困境》,载陈弱水,王汎森编:《思想与学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⑤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页。

①③《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第451页。

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自身没有反思,然而,他的反思并未指向自身的思维模式,而是指向了自身在实践层面的乏善可陈,无所作为,即我们熟悉的“没有出路”。

④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4页。

⑤当然,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他提供的方案之间的矛盾,比如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一书中就认为:“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批判性远见与它的激进希望之间存在着张力。我在本书中强调的东西倾向于马克思思想中的怀疑的和自我批判的潜流。有些读者可能倾向于仅仅对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感到震动,而把那些希望当作乌托邦和素朴的东西不加考虑。然而,这样做将会忽视被马克思视为批判性思想的本质的东西。马克思所理解的批判是一个运动的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它意在变动,意在推动和鼓舞受批判的人去克服他的批判者和他自己,意在推动双方走向一种新的综合。”(参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可以看出,伯曼对这个矛盾的处理仍然是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来纾解,这种纾解的方式显然无法对这里讨论的鲁迅的思想困境有实质性回应。

⑥《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页。

①《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6页。

②《华盖集·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

③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④《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2页。

⑤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4页。

①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此区分:“虽然好公民相对于政制而存在,但好人却没有这样一种相对性。好人的含义时时处处都相同。好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同于好公民——在最佳政制中。因为只有在最佳政制中,政制的好等同于好人的好,那个目标就是德性。”(参氏著:《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②在《破恶声论》和《无常》、《女吊》等作品中,鲁迅表达了对朴素习俗和传统的认可,但这种认可是以排斥现存的政治为前提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鲁迅对传统的考察是缺乏理论深度的,其对传统的看法更多的来自于直接的观感加以文学式的发挥,并且往往是从自己固有的视角对传统予以透视。

③对于这些问题,列奥·施特劳斯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简介,并以此为基础对西方文明的危机作出诊断,提出了独特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主张;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此展开讨论,可参见氏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古今自由主义》等著作。

④《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0-151页。

⑤林毓生的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也展现了此一特色,并且反对以意识形态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但他的主张将思想者的精神紧张消融在了一种有理据的历史立场当中,并未去深挖个体思想者的精神紧张,或者只是从自身立场去有选择地挖掘,从而展现出某种基于现代立场来处理传统以及政治构建问题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林的方案无助于打破鲁迅笔下的铁屋子(参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