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5页。

(2)天宝元年幽州节度使改名范阳节度使。

(3)“唐开、天之际的边境十节度，重要者为河西、陇右、安西四镇、北庭、朔方、河东、范阳”。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河西节度》，收入其著作《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4)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

(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1992年第4期。

(6)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噶尔家族专国与吐蕃的北部领土扩张---兼论唐、蕃间的河源、西域争夺》，《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兼论唐开元时期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变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间的西域角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7)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与西北诸族的关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有代表性的有宋卿:《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文才:《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卢绍华:《唐代前期陇右节度使研究---基于制度视角》，兰州大学2015年硕士毕业论文;李宗俊:《唐代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子凡:《唐代伊西节度使考辨》，《昌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张冠凯，胡阿祥:《安禄山叛乱原因补说---从河东和朔方的争夺说起》，《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收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7页。

(3)(4)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第278-279页，第297页。

(5)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河西节度》，收入其著作《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4页。

(6)[日]山口瑞凤:《吐蕃王朝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688页。

(7)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8)关于陇右节度使的成立时间，史料中记载不同，差异颇大。《通典·职官十四》记载为景云二年，《唐会要·节度使》记载为开元元年，《资治通鉴》卷211记载为开元二年，《新唐书·方镇表四》记载为开元五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为开元二十一年，莫衷一是。但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陇右节度使的设置时间基本确定为开元二年十二月。参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李宗俊:《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原表此栏内容为“年代月份(西元)”，根据表述习惯改为“时间”，且玄宗亲政应从开元元年算起，故先天时期情况并未收入。

(2)原表此栏内容为“唐蕃和战情况”，根据内容改为“唐蕃战争情况”。

(1)(2)(3)《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72-5173页，第5174页，第5175页。

(4)《资治通鉴》卷21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64页，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条。

(5)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198《边防十四·北狄五·突厥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41页。

(6)(7)(8)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第115页，第148页。

(1)《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77-5178页。

(2)《资治通鉴》卷214，第6844页，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条。

(3)《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第3198页。

(4)《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55页。

(5)王溥:《唐会要》卷78《节度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5页。按《唐会要》记载为开元元年，应为开元九年之误。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104页。

(6)《旧唐书》卷139《陆贽传》，第3812页。

(7)《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9页。

(8)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9)《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第5190页。

(1)《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第3047-3048页。

(2)(3)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01页，第103-104页。

(4)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5)王小甫:《唐与突厥的战争》，第127页。

(6)张兴胜:《唐朝与突骑施攻战原因探微》，《西北史地》，1999年第4期。

(1)《资治通鉴》卷211，第6728页，唐玄宗开元五年条。

(2)《资治通鉴》卷213，第6779页，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条。

(3)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0《敕陇右节度(使)阴承本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7页。

(4)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0《敕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王斛斯等书(一)》，第607页。

(5)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1《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第636页。

(6)陈建森:《张九龄〈曲江集〉敕书的文史价值---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突骑施苏禄侵犯四镇个案探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收入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第65页下栏。

(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2页。

(9)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4《贺贼苏禄遁走状》，第763页。

(10)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1)《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第5192页。

(1)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收入其著作《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2)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5页。

(3)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收入其著作《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4)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续编)》，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页。

(5)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叛》，收入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6)《资治通鉴》卷199，第6286页，唐高宗永徽五年条。

(7)关于“可突于”的姓名，史料记载不一，但根据契丹语意与出土材料，应做“可突于”。参见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曾成:《唐代契丹的权力结构与可突于之叛》，《理论月刊》，2015年第11期。

(1)《资治通鉴》卷212，第6741页，唐玄宗开元八年条。

(2)李飞:《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增刊，第50页。

(3)此表主要依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材料绘制而成。

(4)曾成:《唐代契丹的权力结构与可突于之叛》，《理论月刊》，2015年第11期。

(5)任爱君:《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6)(7)《资治通鉴》卷213，第6789页，第6790页，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条。

(1)《资治通鉴》卷213，第6797页，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条。另近年来有研究认为李祎的这次战功为子虚乌有之事，或者及乌承玼曾经杀降。参见任丽颖，孟凡云:《契丹可突于与唐四次大战考论》，《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旧唐书》卷103《郭英杰传》，第3190页。

(3)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5-166页。

(4)李荣辉:《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关系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5)《资治通鉴》卷214，第6809页，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条。

(6)《贺破突厥状》，收入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89，第2931页上栏。

(7)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8《唐书八·方镇表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862页。

(8)《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第1833页。

(1)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8《敕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珪书》，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