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徐通锵:《语言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2)钱宗武,李仕春:《论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这两个话题不仅在中国早期的哲学论争中出现过,而且也在古希腊、古印度的早期哲学论争中出现过,因此它们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学术话题。

(1)(2)[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第32页。

(3)范畴是一个外来词,它产生于西方哲学领域,在中国,类似范畴的术语是“类概念”,在人类认识史上,中西方学者几乎同时展开了对范畴的论述。

(4)《尔雅》、《释名》等语言学著作的写作目的就是正名识物,无疑这种写作目的是受当时名实理论的影响,但是后来的以考释字词、考证版本为特征的中国语文学研究则和名实理论无关了。

(5)钱宗武,李仕春:《论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6)任何一种成体系的学术思想的形成都不是即时而生即时而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孕育而成的,在欧洲,从语文学研究过渡到语言学研究用了大概用了近500年的时间,如果找出具体时间过渡点则是从1454至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

(7)[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1)(2)[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第91页。

(3)[丹麦]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4)[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7页。

(5)这可以从上述著作的序中看出来,例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宜不昭,爰明以谕。”《说文解字》把9353个字分成540部首并按照始一终亥的方式排列的写作体例就是在事物分类的观念下对汉字的分类,体现了当时的分类学思想。刘熙在200多字的《释名·序》先后提到3次分类,他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和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至于事类,未能究备。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

(1)历史发展总有惊人相似性的一面,如果我们以语言特点的发现作为线索来观察中西方语言学史,就会看到中西方语言学几乎在同一时间走上了对语音进行科学研究的路子。在西方,是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使语音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在中国,清代语文学研究特别是乾嘉学派时期的音韵研究也同样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中西方学者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对语音史进行构拟,并且他们对语音特点的认识都是片面而不成系统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更加注重理论研究,中国学者重视实证研究。东西方语音学研究体系的真正建立都要到20世纪以后,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方,只有在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出现后,才标志着语文学研究正式让位于语言学研究。

(2)把19世纪至20世纪定为语音学时期并不是说这段时期以前和以后的语音研究不重要,也不是说这段时期忽略了语言其他方面的研究,而是因为这段时期产生了研究语音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同时也发现了语音的新特点,也就是说该时期在语音研究方面集中了语言学研究的大部分精华,多数语言学家都是以语音研究而出名的。

(3)(4)[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第183-184页。

(1)[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6-167页。

(2)郭贵春:《语义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鲁国尧:《“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

(4)已有中国语言学史论著多是按照分支学科研究史的方式撰写中国语言学史,我们认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突出那些普遍的带有主体特征的规律,因此,研究语言学史就应看主流,就应该抽绎出各分支学科中蕴含的共同规律,最终体现中国语言学史的进展情况。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本文把语言学时期分为语音学时期、语法学时期、语义学时期。

(5)马建忠:《马氏文通》,上海:商务印书馆,1898年版。

(6)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赵元任英文版写于1948年)。

(2)邵敬敏:《8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今后的任务》,《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3期。

(3)陆俭明:《当代语法理论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遍观中外语言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多数语言学史家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充当预言家,因此,无论是西方语言学史研究者还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者,都没有对语言学研究的未来做出趋向性预测。本文在概述已有语言学发展史的基础上,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未来的语言学发展态势做了大胆的预测,如果说本文有所创新和突破的话,那这也算一点吧,我们交给时间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