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54—55页。又,顺便可以说到,采用各种语言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却一直拒绝比较文学名称的钱钟书,对于东西方的思想、学术与真理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相比较而言,在差异与共通上,他更看重共通性,他把这个意思写在《谈艺录·序》中,也叫做“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中华书局,1980,第1页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第264页

诺夫乔伊(ArthurO 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5、9、18—19页。译文另参见日文本,《存在の大いをる连锁》,内藤健二译,晶文社,1975,第25页。在这部书中,诺夫乔伊讨论的是“存在”这个西方的关键性观念,此外,对于西方来说,可能还有“本原”、“命运”、“流变”、“上帝”这样一些重要的观念。比如鲍默(FranklinL Baumer)的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s,1600—1950,就是以五个永恒的观念问题为中心,一是上帝,二是自然,三是人,四是社会,五是历史,同时他又用“存在”(being)和“流变”(becoming)来贯穿整个叙述。参见李日章译本,书名改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8。

《论语·公治长》,《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2474页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注引,第960页

《三国志》卷十《魏书·荀荀攸贾诩传》注引,第319页。又,刘劭《人物志》接续战国儒家五行说与道家自然说,对“中庸”加以道家化的解说,也是一例,参见汤用彤《读人物志》,原载《魏晋玄学论稿》,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96—213页

《论语注疏》引,《十三经注疏》,第2474页

朱熹语见《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周益公》,陆九渊语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此处均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的分析,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台北,2003,第72页

这段话是这样的:“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著》,第273页;又见于同书卷三十六《年谱》,第483页,中华书局,1980。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系辞》(六)中推测说,“九渊之说,即《乐纬稽耀嘉》所谓‘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而推宙以及宇耳”。中华书局,1979,第49页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转引自《邵氏闻见后录》卷四,第32页,中华书局,1983。

吉川忠夫《内と外》,载《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中国宗教思想》,第266—278页,岩波书店,1990。

参看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第41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

最典型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文献,如《礼记》里关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和《孟子》中“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及后来晋代江统建议把戎夷在地理上与中国分开的《徙戎论》,分别见于《礼记·王制第五》、《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1338页,第2706页,中华书局,1980;《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见《论语·公冶长》、《论语·子罕》,《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2473页,第2491页

比如在最近出土的楚简《民之父母》中,就有将一种“五至”、“三无”的道德伦理境界,看成是“天下”共通的,所以说谁能致“五至”、行“三无”,就可以“皇(横)于天下”(第二简)、“君子以此皇(横)于天下”(第六简)。并且说,这种境界,“奚(系)耳而圣(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见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得既(气)塞于四海矣”,马承源注中引《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参看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原载《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1962年10月,收入其《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1995,第209—226页;《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原载《国立编译馆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后收入《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1995,第339—382页

《宋文鉴》卷九十一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中华书局,1992,第1293页

详细的讨论,请参看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文史哲》2004年第1期

按:朱熹一系的学者,多有一种对异端的批判意识,尤其强调儒佛之分,参看陈淳《北溪字义》后附《似道之辩》,见中华书局,1983,第80—82页

关于朱熹对于异族的看法,以前曾经根据“抗战”和“投降”来划分他的立场,如朱瑞熙《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一论朱熹的政治主张》等文章中有所讨论,分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上海,1989。后来王曾瑜在《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中也有讨论,见《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最近舒仁辉、王淑君则对王文进行了反驳,见《也论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的气节问题》,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但我是从思想史角度去分析的,我以为从朱熹诸多议论,例如他对三国孰为正统的极力辩析,对火葬的反感,对佛教的批评,对宋代服饰不复古而有胡风的非议等等看来,关于“中国”和“汉族”的隐忧是深藏心中的,所以他并不像陆九渊那样对真理的普遍性有这样的乐观态度

《朱子文集·答许中应书》,参看明陈建《学通辩》后编卷上,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第152页

我们很难看出陆九渊说这番话的背景中,究竟有没有针对异族文明和异域文化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陆九渊对于当时最大的异族文化,也就是佛教,虽然也有批评,但是大体上还是有网开一面的宽容,比如《与王顺伯》(《陆九渊集》卷二,第17页)中对儒佛的比较,只是说儒“尽人道”,解决社会问题;佛“无生死”,解决个人问题,“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又参看《赠僧允怀》(《陆九渊集》卷二十,第245页)。又卷二十四《策问》中关于佛教的一段很重要,因为他把儒道佛三家的争论看成是彼此相非,而主张“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第289页)。又,《语录上》对于“异端”的解释,也很有意思(第423页)。陆九渊对于华夷之分,有自己的见解,见卷二十三《讲义·大学春秋讲义》“圣人贵中国”一段,他仍然坚持的是以文化区分华夷,而不是以民族国家区分华夷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他比较容易接受真理和文化的普遍主义观念

《陆九渊集》卷二十一,第263页;卷二十二,第270、273页

《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书》,第4页。卷十一《与李宰书》,第149页

参看《陆九渊集》卷十一《与吴子嗣书(八)》,第147页;卷十五《与吴斗南书》,第201页

关于这一点,我在《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导论》(二)《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中已经有所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禹贡学会重刻《坤舆万国全图》,1936。类似的话还有如《代疑编·序》中的“其真同者,存为前圣教之券,识东海西海之皆同”,《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学生书局,台北,1982,第481页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三册,第1027—1028页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首附,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第9页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首附,谢方《职方外纪校释》,第5页

分别见于《天学初函》第三册,第1296页;第一册,第357页

原话是“中国圣人之教,西土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唯是亦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以上分别见于徐宗泽之《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51页,第300页,第278页

程百二编《方舆胜略》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明刊本,2000,第111—112页

《职方外纪校释》,第27页

冈本架え《近世中国の比较思想:异文化との邂逅》第一章《明末の西学》,第11页。其中,作者还引了《圣水纪言》中孙学诗的话、《交友论》中1601年冯应京的序等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0。又,艾儒略《万物真原》小引:“东海西海之人,异地同天,异文同理,莫能脱于公师之教”。此外,同样的话如《福建州天主堂碑记》的“夫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敬天爱人之说,皆践修之所,不能外也”。《天儒印》的“使诸西先生生中国,犹夫濂洛关闽诸大儒之能翼圣教也,使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西土,犹夫诸西先生之能阐天教也。盖四海之内同此天,则同此心,亦同此教也”。分别见于《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976、985—986页,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0种。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89—90页。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第867页

利类思《不得已辩》,载《天主教东传文献》,学生书局影印本,1982,第332页

汤若望《贺文》,《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第965—966页

胡璜《道学家传·论拜天主是人本分非奉外国西洋人之教》,载《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三册,第1217页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语,见《几何原本》卷首,《天学初函》第四册,第1942页

《清世宗宪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六,九页B—十页A

《大义觉迷录》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4页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第2124页,辅仁大学神学院,台北,1996。据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说,这一文件可能不太可靠,姑识于此

参看席泽宗《王韬与自然科学》,载《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第一卷二期,第265—272页,1987。《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第2124页,辅仁大学神学院,台北,1996。

他在《礼运注》里面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学。”表面上来看,是公羊学的路数,实际上呢?也有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痕迹,中华书局,1987,第239页。参看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四章关于《大同书》的讨论,文津出版社,台北,1992,第219—251页;臧世俊《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第291—293页

《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0页

《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80,第47页,第131页,第139页,第142页。又,这种试图证明东西思想学术“同”或者“通”的人很多,例如朱祖荣,在《致汪康年》中说,“凡咫闻尺见之士,尚人人有用彝变夏之说,横亘胸中而未化,不知西人之事,与我中国古制多有暗合者,自非生此时者为之大声疾呼,不足以发聋振聩,祖荣拟撰《中西学通考》一书以解天下之惑,……”《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22页

《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第142页

陈炽《庸书·公法》,《陈炽集》,第112页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第197—200页

但是,为了使人接受这种新知识新思想,承认它为“名理公例”,严复也只好把《周易》搬出来,说西洋知识以名、数、质、力四学为“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但是这也和《易》的“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是一样的,所以,吴展良在《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中指出:“现代西方学术与中国古代经典,是严复心中的两大宝藏,对他而言,新学与旧学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藉着新学磨砺彰显出古书中隐而未明的真理。”收入氏著《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北,2000,第77页

《严复集·救亡决论》,中华书局,1984,第45—46页

《随感录·学术与国粹》,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