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隋书》卷七八《艺术传序》。

(1)其中李修、王显等,其家族本由河北南徙徐兖青齐地域,北魏献文帝得青齐后入北,具有较为典型的“平齐民”背景,与出自江左核心地域之医术人士尚有所区别,为免枝蔓,当另文考论。

(2)《魏书》之外,记载徐之才为徐謇孙者,还有《谈薮》和宋人张杲的《医说》。关于徐之才为徐文伯孙、徐雄子,除《北齐书》卷三三《徐之才传》外,《北史》卷九○《艺术传下·徐謇传》《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徐文伯传》等皆有明确记载,特别是出土的徐之才、徐之范兄弟墓志,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家族世系证据。对此,章红梅《六朝医家徐氏考辨——以墓志为主要材料》(刊于《史林》2011年第三期)对此有具体考证。

(3)关于徐之才卒年,《北史》《北齐书》本传皆载其“年八十而卒”,而《徐之才墓志》载其武平三六月“遘疾薨于清风里第,春秋六十八”。(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此当从墓志。对此,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考释徐之才墓志已涉及此事,明确指出其史传“误卒年八十”。见该书第二册第75页。

(4)《徐之范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5页。

(5)这里载徐文伯“仕南齐,位东莞、太山、兰陵三郡太守”,鉴于其弟徐成伯在宋孝武帝、明帝之际出仕青齐,故徐文伯的相关任职时间应当主要在刘宋时,《北史》所言“仕南齐”,时间上当有误。此外,南北朝之笔记小说一类文献所载徐文伯事迹,在时间上也生歧义。如《太平广记》卷二一八引《谈薮》(参程毅中、程有庆辑校(北齐)阳松玠《谈薮》“徐文伯”条,中华书局1996年)载有徐文伯医术轶事。其中一则述“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云云,宋少帝即前废帝刘义符。徐文伯主要活动于宋齐之际,不太可能在刘宋初入宫侍御少帝刘义符,考《南史》卷三二《张邵传》所载徐文伯与“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云云,《谈薮》将刘宋前后废帝相混,当以《南史》为据。

(6)中华书局校勘本《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附徐嗣传》引张森楷校勘记云:“徐嗣即徐嗣伯,《南史》附《张邵传》”。

(7)中华书局校勘本《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附徐嗣传》引张森楷校勘记云:“按‘东阳’当作‘东海’。”

(8)关于东阳太末徐氏,《南齐书》卷五四《高逸·徐伯珍传》载:“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伯珍少孤贫,书竹叶及地学书。……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徐伯珍一再拒绝地方官长征聘,而与隐逸学者交游谈论,“儒者宗之”,后设学,“受业生凡千余人”。其为学,“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举动有礼,过曲末之下,趋而避之。……家甚贫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对,时人呼为‘四皓’。”徐伯珍生活于宋齐之间,当与徐之才同族。从其门第情况看,其“祖父并郡掾史”,当为寒士从其叔父与晋宋之际高门名士颜延之等交往情况,这一支东阳徐氏开始以儒学经术接触上流社会。至徐伯珍进一步“究寻经史”,并涉猎佛、玄之学,与士族上层社会趋同,但同时又“兼明道术”,其交际也是吴、会之地非主流的隐逸学者。从徐伯珍及其门支的学术风貌与仕宦情况看,尽管与徐之才曾祖一辈以医术求进的路径不同,其以“究寻经史”,并“兼明道术”,自晋宋以来开始有机会接触上层士族人物,但在仕宦方面依然难有根本改变。

(9)参见程毅中、程有庆辑校(北齐)阳松玠《谈薮》(中华书局1996年)“徐之才”条。这里标明徐之才郡望为“高平”,这是对其先人“汉徐衡徙高平”的追溯。

(10)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456页。

(11)对于东莞徐氏之郡望问题,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卷七考释《徐之才墓志》,以为“志但著本贯,赖传志互补知之。《南史·张邵传》称‘东海徐文伯’,盖南渡后东海郡侨治京口,故《北史·徐謇传》称謇丹阳人。今《北齐书》本传,文从《北史》出,亦称才为丹阳人,与《南史》无牴牾。《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引《谈薮》称‘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魏书》)《地形志》高平属兖州,则以之才入齐后编籍高平,故志称‘加兖州大中正’,与《谈薮》正合,而史不详著。”(第二册第74页)赵氏努力汇通异说,然其考释颇有牵强未允之论。对此,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北齐书·徐之才传》”条据其史传与墓志相参,指出:“传称徐之才丹阳人也,而墓志言东莞姑幕人,当是举其南渡前之旧贯。东莞姑幕之徐氏,晋宋之间有徐邈、徐广,南渡后家于京口。之才盖其一族或初渡即家丹阳,或先徙京口而后迁丹阳。《北史》卷九十艺术传收之才父文伯之弟徐謇,亦称丹阳人,家本东莞。本传言丹阳尹袁昂辟之才为主簿,皆说明本籍东莞,南渡居丹阳,墓志与传各举其一,皆可信据。赵氏《集释》又引《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张融传称之才祖父文伯为‘东海徐文伯’之文,以为本传丹阳人与《南史》之东海本无牴牾。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亦列文伯、之才一族为东海人。皆与墓志及《北史》徐謇传不合。疑《南史》‘东海徐文伯’之海字乃莞字之误。东莞东海非一事,东海侨于京口,属南徐州晋陵郡;东莞徐氏亦有家于京口者,文伯一支则居丹阳,属扬州,不可牵合为一也。”(第415-416页)又,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收入《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对徐氏郡望,对史书中有关东海与东莞的记载,以为“不论是东海还是东莞在东晋南朝时期,都有徐氏家族,由于徐氏原籍所影响本文不大,故将徐氏属东海”。(第71页)范氏在这方面未能利用更具价值的墓志材料以厘定徐之才之郡望。

(12)关于吴兴武康姚氏之门望及其地位的演变,王永平《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家学及其家族地位的升降》一文(收入《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广陵书社2010年)已有比较具体深入的考述,敬请参阅。《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侯景之乱中,姚僧垣返乡,吴兴太守张嵊邀其抗击侯景,称其“君是此邦大族,又是朝廷旧臣。今日得君,吾事办矣”。可见姚氏在吴兴当地有大族之称,但置于江东地域,与吴、会诸名族相比,则影响有限。《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陈后主任之为吏部尚书,姚察一再上表谦让,甚至垂涕自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云云,自谓“贱族”,固为谦称,但从南朝士族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言,姚氏门户较小,人物不盛,加上其祖、父的经历,确实难称清显,而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姚察只有以这种“自诬”的方式以尽可能获得士众的理解与同情。

(13)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概述徐氏家族文化特点为“医、玄、儒三修”,而其玄化与儒化,则在宋齐之际,“东海徐氏在徐嗣伯一代,便转向玄学化。……徐雄与贵族相善,因其善清言,而不是医术。……徐氏从第三代始,除了医术世传之外,亦走向了玄学化道路。徐之才与彭城刘氏、河东裴氏、吴郡张氏共同论学,凭着玄学则已打进士族圈子中”。与此同时,“徐氏家族亦秉承儒家学风,重视孝行。……家族中重视孝行行为,符合了当时社会价值标准”。见《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88页。

(14)关于徐氏之婚姻,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以为“东海徐氏通婚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完全没有与当时一流士族通婚的记载,相信通婚对象也不是显赫家族。东海徐氏要攀登社会上层,只有凭着医术与交游”。见《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85页。

(15)《徐之才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6页。

(16)《徐之范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第336页。

(17)《徐敏行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第342页。

(18)关于徐氏士族化的过程及其特点,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指出,其既“不是以经学入仕,也不是靠外戚关系,更没有显赫的婚姻关系,,以及经过地方豪族的士族化过程,而是靠医术,在东晋时,从第三代开始一连八代凭借医术,在仕途显贵,并跻身世族圈,可说是另类世族”。见《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70页。

(19)《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

(20)《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阳平王新成传》。

(21)与此相似,《隋书》卷七八《艺术·庾季才传》载其有天文术数,“好占玄象”,梁元帝时为太史令,荆州亡后入周,宇文泰“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伐,恒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搢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宇文泰平江陵后,对南人衣冠颇为粗暴,“多没为贱奴”,尽管像庾信、王褒这样一流名氏,虽待以虚位,内心里则“视之蔑如”,而对有术伎的庾季才则如此优待。像姚僧垣这样的南朝名医,其入关后所受之“接待资给”当与庾季才相当。

(22)《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阳平王新成传》。楼劲曾论述中古各类技术职业知识阶层的收入,其中有关“医师收入”部分引用这一记载,他分析指出,“孝文帝遣其远赴徐州治病而酬绢3000匹,虽是额外加赏,亦必考虑了徐成伯乃‘当世上医’,远诊愈病本来就费用不赀;而徐成伯请受的1000匹,则必略加谦抑而取当时名医的远诊时价”。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之4《魏晋南北朝隋唐知识阶层的生计》,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可见当时作为“当世上医”或“名医”,其出诊愈病,是有一定的相对明确的收费标准的。

(23)当然,宫廷御医侍奉统治者,往往可以获得额外赏赐,这是普遍现象,不唯北朝,在南朝也有类似的情况。《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其曾为梁元帝治疾有验,“梁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则载姚僧垣“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但比较而言,有二点需要指出,一是入北医术之士在北朝所获之物质奖赏数额有时特别巨大;二是相比于其他流寓北朝的高门名士之生活窘迫,凸显出术士群体的相对优越。

(24)②《魏书》卷九一《术艺·徐謇传》。

(25)相对而言,北周武帝、宣帝父子,对医药之事较为通情达理,据前引《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所载,周武帝母亲文宣太后病危,面对医巫杂说,“高祖御内殿,引僧垣同坐”,希望他“言在无隐”,姚僧垣表示“窃以忧惧”,周武帝表示“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坦然接受。周宣帝病危,姚僧垣表示“但恐庸短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表示理解。

(26)纪昀等:《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第601册,第696页。

(27)关于徐之才在北魏、北齐的仕宦经历,《徐之才墓志》所载比之《北齐书》卷三三《徐之才传》和《北史》卷九○《艺术下·徐之才传》尤详,可参见前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5-459页,此不赘述。

(28)关于徐之范在北齐的任职情况,《徐之范墓志》所载尤详:“以天保九年入齐,仍除宁朔将军、尚药典御,食北平县幹。河清二年,转散骑常侍、典御如故。天统二年,除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三年,迁通直散骑常侍,典御、食幹如先。四年,转翊军将军、太中大夫。五年,除散骑常侍,其年除假仪同三司。……武平元年,迁仪同三司、征西将军。二年,除开府仪同三司。三年,除太常卿、西阳王。”北周灭齐,其入关中,仕于周、隋,开皇四年(584)卒,年七十八。墓志载其有子十二人。又载其第四弟徐之权,历谯郡太守、散骑侍郎。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第335-337页。

(29)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第251页。

(30)《北齐书》本传载徐之才“见文宣政令转严,求出。除赵州刺史,竟不获述职,犹为弄臣”。《徐之才墓志》则载天保五年,“除使节、都督赵州诸军事、赵州刺史,将军、开国并如故。势均羽翼,用切股肱,思媚一人,未遑之述。”又载天保十年,“换仪同三师,又除赵州刺史。阴邓豪强,匹南阳之不问;京华衿带,犹北门之掌管。水火胥济,琴瑟爰张,六条有序,九里云润”。(见前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7页)可见徐之才两度受任赵州刺史,一次未就职,一次曾短暂就职。对此,前揭章红梅文已有所考。

(31)关于徐之才长子徐林的名字,据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18《徐謩墓志》载其“祖之才,……父林卿,太尉府司马、西兖州刺史”。可知徐之才长子名当为“林卿”。

(32)《徐之范墓志》,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36页。又,徐之范次子《徐敏行及妻阳氏墓志》已出土,所载其历北齐、北周及隋之仕宦任职更为丰富完整,见《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42页,此不具引。关于徐之范诸子之任职及其与医术之关系,楼劲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中曾有考述,他推测徐之范第四、第八子等“给事禁中或仍为御医”(第251页)。但就其职掌而言,他们即便可能参涉医务,但确实已非专职医官。

(33)(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03页。

(34)参见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对中古时代术数方技之学“家传世授”现象及其演变轨迹的分析,第234-255页。关于隋唐之际徐氏后人之医学,罗新、叶炜曾有所考列,其《徐之范墓志疏证》引《外台秘药方》卷四《黄疸方一十三首》:“《必效》……此方是徐之才家秘方,其侄(徐)珍惠说密用”。可见徐之才有侄徐珍惠尚传其家族之医学术业。又据南宋张杲《医说》卷一所引《隋书》载:“徐敏齐,太常卿之范之子也。工医,博览多艺,开皇中赠朝散大夫。”又引南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卷上引《齐书》记徐敏齐为“太常卿之范子,代传攻医,博览多艺,隋开皇中为驾部郎中”。徐之范墓志载其有十二子,其中并无徐敏齐,故疏证据徐之范、徐敏行墓志所载徐敏行为尚书驾部郎中,与《历代名医蒙求》所载徐敏齐“为驾部郎中”任职相合,故推测二者可能为一人。(见《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38-339页)由此可见,隋唐之际,东莞徐氏医学明显趋于式微,虽尚有人传承家业,并在医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但已失去了领军地位,可谓流风遗韵,渐成绝响。

(35)《魏书》卷一○四《自序》载魏收自述云:“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魏收受命起草“禅代诏册诸文”,以徐之才“守门不听出”,皆因此事为当时之绝密,而徐之才正为“首唱”元谋之人。

(36)赵万里在《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有关徐之才墓志考释中论及此事,以为徐之才“盖以谄事士开,得邀殊宠。其人恬不知耻至此。”(见第二册,第74页)这里轻鄙徐之才附会北齐权倖,确可谓恬不知耻,但未能将其置于北齐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进行“理解之同情”的分析。又,《徐之才墓志》载其入北后曾请求南归,“但以分環有日,寻箭无期,痛结当归,悲纒衔□,频表还南,辞自恳到。朝廷求忠于孝,弗遂思请”。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6页。此事当发生于其入魏之初,究其原因,与其入北之初所感之南北差异及其思乡情绪不无关系。

(3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魏用人兼容并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1-353页。

(38)关于程天祚的医学成就,《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梁有“程天祚《针经》六卷,《灸经》五卷,《曹氏灸方》七卷”。可见程天祚在针灸学方面造诣甚高,当有家业传承。

(39)关于拓跋焘对南来伎艺人士之赏爱,毛修之事也颇可说明。《魏书》卷四三《毛修之传》载其随刘裕北伐而留守关中,后入魏,拓跋焘以之领吴兵征战,“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毛修之得魏太武帝所信重,固有他因,但其善于烹饪则为直接原因,并由此而“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

(40)关于诸入魏青齐地域医术人士之事迹,详见《魏书·术艺传》《北史·艺术传》诸人传记。

(41)东晋南朝士族社会医药之学相对发达,当时士族人物多有涉猎,考之正史,有明确记载的,如《晋书》卷七二《葛洪传》载其撰《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载其“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宋书》卷六二《羊欣传》载其“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梁有“《羊中散药方》三十卷,羊欣撰”;又载梁有“《羊中散杂汤丸散酒方》一卷”。《宋书》卷六二《王微传》载其“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载其弟褚澄“善医术。建元中,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为治,立愈”。《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梁有“《褚澄杂药方》二十卷,齐吴郡太守褚澄撰”。其实,一般通医术而未见正史记载者当更多,可考者如东晋名士代表殷浩,《世说新语·术解篇》载:“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便愈。于是悉焚经方。”殷浩为侨姓士族名士代表,他本“妙解经脉”,然“中年都废”,最终“悉焚经方”,可见其自身鄙视其伎,以致后人不知其精于医术。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引程炎震云:“《晋书》八十四《殷仲堪传》云:‘躬学医术,究其精妙。《隋书·经籍志》:梁有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不闻殷浩,盖传写之失也。’”余嘉锡特案曰:“诸书并不言殷浩通医术,余初亦疑为仲堪之误。既而考之唐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云‘自晋世已来,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并亦研精药术。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云云,乃知殷中军果妙解经脉,非多读古书见古本,不能知也。《大观本草》所录《陶隐居序》,殷渊源作商仲堪,盖宋人妄改。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十三曰:《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名医别传》引《医学入门》云:‘殷浩精通经脉,著《方书》。’”可见殷浩及诸多士族名士确实精通医术。此外,根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所载相关医药典籍,东晋南朝时期研究医药的著名士族名士至少还有范汪,他著有《范东阳方》一○五卷,录一卷,梁时有一百七十六卷;范晔撰有《上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可见范氏可谓医药世家。另有阮文叔撰有《阮河南药方》十六卷,《孔中郎杂药方》二十九卷等,显然也出自士族人物之手。无怪乎梁武帝曾说“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梁武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味,有所探究与实践。《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大同九年,“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宿患积时,方术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视之。还,具说其状,并记增损时候。梁武帝叹曰:‘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恒留情,颇识治体。今闻卿说,益开人意。’”梁武帝自言“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恒留情,颇识治体”,确不为虚,他甚至有为自己诊治之事。《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又载:“梁武帝曾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他还为皇子治疗,《梁书》卷五《元帝纪》载梁元帝萧绎年幼是“初生患眼,高祖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弥加愍爱”。可见梁武帝对于医药之事确实“每恒留情”,并一再付诸实践,只是医术未精,竟然将其子萧绎眼睛治瞎了。梁武帝晚年颇为固执自负,《隋书》卷二三《五行志下》载:“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这在以上所为医药之事上也有所表现。《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梁武帝所服杂药方》一卷”,这未必是他亲撰,但可见其对医药事务的重视。梁武帝如此,南朝其他统治人物也“多好此术”者,如《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梁有“《杂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又载有《宋建平王典术》一百二十卷;《南史》卷三二《张邵传》载“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可见刘宋统治者也重视医药之事,颇有通医术,“亦善诊”者。

(42)南朝士族在社会诸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强调社会等级差别,门阀意识强烈,门阀制度严格,“士庶天隔”;在思想文化上,则倡导儒玄兼综,喜尚谈论,鄙薄实务,重道轻技。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中,江左士族人物出于生活所需,虽多涉及医药及其他相关伎艺且有所成就,但囿于道器分别,他们并不以此自炫,视之为小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将书法、绘画、射技、卜筮、算术、医方、琴瑟、博弈等皆归为“杂艺”,训诫子弟对诸艺或“率不劳为之”,或“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即便如书法艺术,“微须留意”即可,“此艺不须过精”,他以为“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至于医术,他以为“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颜之推的术艺观,代表了南朝士族社会普遍的文化观念。

(43)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三章《葛洪与魏晋丹鼎道派》的相关论述。

(44)关于东莞徐氏之信奉道教,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设有“东海徐氏与道教”一节进行专题考论,可参见。见氏著《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3页。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古道教世家一个特殊的具体表现在于其名字方面,“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见《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东莞徐氏人物多有名字中含“之”“道”及取名“灵宝”者,表明了其家族道教世家的文化特征。徐謇奉道,为子取名便如此,《魏书》卷九一《术艺·徐謇传》载其“子践,字景升,小名灵宝,袭爵”。对此,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灵宝”条据《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所载“字敬道,一名灵宝。……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灵宝”,指出“灵宝乃道家经典名,所谓‘灵宝之方,长生之法’,屡见于《抱朴子》及《真诰》(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五符经考证节)。桓氏奉道,故名玄字敬道而小字灵宝,有光照室之云全是附会。玄、道、灵等字皆是天师道世家习用为名者。《魏书》九一徐謇传言其常有药饵,吞服道符,是信奉天师道者,其子亦小字灵宝。”(第107页)由此可证徐謇之笃奉道教。

(45)《徐之才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8页。

(46)关于徐之才这一诊治“蛤精疾”事,《太平广记》卷二一八所引《太原故事》也有记载,文字略有差异。朱大渭在《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收入氏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中经细致考论指出:“正是由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医外科医术的发达,麻沸散的出现,以及对人体生理结构认识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惊人的外科医术病例。”(第71页)而徐之才这一医案则是当时可考的成功的中医外科手术之一,其中说:“北齐时,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皆不能治,名医徐之才为之解剖肿处,经治疗后病愈”。(第75)东莞徐氏擅长外科治疗是有传统的,《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徐嗣伯传》载其“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黑无数。嗣伯还煮斗余汤送令服之,服讫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此事《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附徐嗣传》也有载。可见徐嗣伯精于外科治疗,徐之才这方面的诊治能力自有其家学之传统与承袭。

(47)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堕年方》,《日本国见存书目》作《随手方》”。“徐太山”即徐文伯,因其曾出任太山太守。见中华书局校点本《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相关条目校勘记。

(48)《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还载录其他以“徐氏”名义所撰之医药著述,如《徐氏脉经》二卷、《徐氏杂方》一卷、《徐氏效验方》三卷、徐辨卿《药方》二十一卷等。其中或为东莞徐氏家族医药治疗经验的总结,也不排除有假托徐氏之著述。对于这类以“徐氏”名义的医学著述,范家伟在《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徐氏,除了东海徐氏之外,再无其他家族世代习医,所以可以断定此徐氏即东海徐氏无疑”。这类“冠以徐氏为名的医方,并不直称作者,所以应该是徐氏家传医术著作,属世传的”。见《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76页。

(49)③⑥范家伟:《东晋南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75-77页,第77、80页,第79-80页。

(50)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40页。

(51)(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四《小肠腑·风眩》,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494页。

(52)与此类似,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录有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又录其《小儿方》,说:“齐有徐王,亦有《小儿方》三卷,故今之学者,颇得传授”。又,(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四《黄疸遍身方》十一首引《必效》载:“黄疸,身眼皆如金也,但诸黄皆主之方。……此方是徐之才家秘传,至侄(徐)珍惠说密用。出第一卷中。”(见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又,(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类备用本草》卷一录有徐之才《药对·序》(见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可见徐氏家族诸多世传秘方,随着徐之才及其后人相继入北及其活动,逐渐为世人所知,并汇入此后唐、宋人纂修的集成式的大型医药文献典籍之中。

(53)《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本草音义》三卷,姚最撰”。可见姚最也有医药方面的著述。

(54)《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

(55)《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附姚最传》。

(56)《徐之才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6页。关于徐之才“幼而俊发”及所谓“神童”之誉,周一良先生在前揭《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徐之才传”条中指出:“汉以来童蒙读书多自《孝经》《论语》始,……如五岁诵《孝经》至八岁始略通其义旨,则不足称为‘幼而俊发’矣。”(第416页)这指出了史书所称有所夸饰。

(57)《徐之范墓志》载其在梁时,“梁武陵王纪以帝子之贵,任岷岳之重,妙选朝贤,僚采是寄,以彭城刘孝胜、孝先兄弟及公三人俱以问望英华,才行秀美,且弹冠结绶,德义绸缪,孝胜任长史,孝先为宾友,引公为外兵,寻改录事参军。于是随府入蜀,……与二刘兄弟,或燮谐好善,驰芳东阁,或翼陪敬爱,命藻西圆。声重邹枚,事高梁楚”。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35页。由徐之范自少得与彭城刘孝胜、刘孝先兄弟齐名,也可见其才学声誉颇著。

(58)《北齐书》卷三三《徐之才传》。

(59)②《徐之才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8页,第458、459页。

(60)这里所述徐之才与诸人之言辞嘲戏,多有涉及姓氏祖讳的情况,其中文字,则与当时流行的俗字有关,否则难以理会其讥讽谐谑之意。对此,周一良先生已有所考论,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徐之才传”条,第416-417页。

(61)参程毅中、程有庆辑校(北齐)阳松玠《谈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45页。

(62)②《徐之范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35页,第336页。

(63)《徐敏行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42页。

(64)由上引墓志,可见徐之范、徐敏行父子是开皇初期进入杨广晋王幕府具有江左文化背景的入北南士,应是杨广最早结识的南朝人物,他们在与杨广的日常交往中,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熏染了少年杨广的文化趣味。如所周知,隋平陈之后,杨广长期驻守江都,掌控东南军政,及至其继位,始终大力招揽江南士众,转输江左文化,推进南北文化融合。隋炀帝如此,固由当时南北统一与文化整合的时代大势所决定,但与其个人的文化趣味也不无关系。就其对江南文化之喜好而言,徐氏父子或当有启蒙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