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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Abstract:[1]高亨著,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十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1]《毛诗序》,董治安编:《两汉全书》(第二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2]高亨:《诸子新笺·自序》,济南:齐鲁书社,1961年版,第3页。
[3]高亨:《诗经引论》(一),《文史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4页。
[4]高亨:《诗经今注·诗经简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5]董治安:《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载《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62页。
[6]以上篇名据李学勤《〈诗论〉分章释文》,《中国哲学》第24辑,第135-138页。
[7]《国语》:“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0页。
[8]《左传》:“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6页。
[9]李泉:《力创新义求真谛——评高亨的〈诗经今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欧阳修:《毛诗本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2]见闻一多:《风诗类钞》,《闻一多全集》(第四册),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版。
[13]高亨:《邶风新解》,《高亨著作集林》(第十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14]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页。
[15]《毛诗序》,董治安编《两汉全书》(第二册),第231页。
[16]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17]李学勤:《〈诗论〉分章释文》,《中国哲学》第24辑,第136页。
[1]高亨:《诗经选注·自序》,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版。
[2]王洲明:《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的〈诗经〉研究》,《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王引之:《经义述闻序》,《高邮王氏四种》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马瑞辰著,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5]见《古字通假会典·前言》,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
[6]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7]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97页。
[8][9]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第212页。
[1]祝敏彻:《几种早期〈诗经〉注文的比较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2][3][4][6][7]高亨:《诗经今注》,第183页,第4页,第15页,第93页,第1页。
[5]赵沛霖:《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8]高亨:《诗经选注·引言》,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1.02.010
中图分类号:I207.22
引用信息:
[1]张海峰.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J].东岳论丛,2011,32(02):104-108.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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