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3-774页。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0页。

(1)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3页,第774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90页。

(3)(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29页。

(4)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四,王黼《宣和博古图》卷七,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三四引郑锷,朱申《周礼句解》卷五,王应电《周礼传》卷三上,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六,李光坡《周礼述注》卷一三,方苞《周官集注》卷五,刘沅辑注《周官恒解》卷三,杨天宇《周礼译注》。因文献较多,且所持观点相同,此处不一一注明版本及页码。

(5)(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1页。

(6)(宋)易祓:《周官总义》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4页。

(7)(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7页。

(8)(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7页。

(9)(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6页。

(10)(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7页。

(11)(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二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3页。

(1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14)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242、243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213页。

(15)何介钧:《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9页。

(1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字,简报释为“飤”,马今洪释为“簋”(马今洪:《鸟尊、猪尊、兔尊二题》,《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陈剑认为右半从“尸”,此字当分析为从簋之初文从尸声,读为“彝”(陈剑:《晋侯墓铜器小识》,《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今按:陈先生之说似可从,此字当是从右旁的“尸”得声,读为“彝”。古“尸”“夷”相通,“夷”“彝”相通(分别参看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5、773页),故“尸”声之字可读为“彝”。

(17)何介钧:《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

(18)刘敦愿:《漫谈湖南湘潭出土的商代豕尊》,《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19)至于战国时代是否有猪形尊,我们的回答是,这是很有可能的。出土器物只是当时丰富物质文化的九牛一毛,我们现在未见到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猪形尊,并不代表当时就不存在。

(2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3页。

(21)(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0页。

(22)④(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第433页。

(23)⑦(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9页,第1489页。

(24)叶晓锋已经指出这一点,见叶晓锋:《由汉语方言看上古的“牺尊”》,《东方语言学》第十四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8页。

(2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6页。

(26)《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

(27)(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4页。

(2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9页。“象”,原文作“尊”,《校勘记》云:“惠栋校宋本作象。”(第1493页)当依宋本作“牺象”,方能与前文“牺牛及象”对应。

(2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16页。

(30)(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四四《文学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5页。

(31)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页。

(32)(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46-1147页。

(33)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203页。

(34)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版,第174-186页。

(35)(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6-227页。王氏说“牺尊者,刻而画之为众物之形”,“鸡彝、鸟彝、虎彝、蜼彝,皆谓画其形以饰尊”。

(36)(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528页;(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第1082-1083页。

(37)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徐中舒:《说尊彝》,《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7卷第1期,第67-78页,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5-651页。

(38)徐中舒:《说尊彝》。

(39)周亚:《牺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443页;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周亚:《论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象尊》,《上海文博》,2004年第2期;王雪萍:《〈周礼〉饮食制度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225页;刘坤,林琳:《〈周礼〉中的酒器考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

(40)张雁勇:《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41)王雪萍:《〈周礼〉饮食制度研究》,第225页;刘坤,林琳:《〈周礼〉中的酒器考辩》;乔辉:《孔颖达〈礼记注疏〉引礼图考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衡阳出土的一件牛形器物,有些学者称为牺尊(冯玉辉:《湖南衡阳市郊发现青铜牺尊》,《文物》,1978年第7期),有学者称为牛尊(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76-88页;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第112-126页),有些学者称为觥(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676页;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有学者称为觥形牛尊(刘一曼:《殷墟新出牛尊小议——兼论衡阳出土的牺尊》,《考古》,2009年第4期)。

(42)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43)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第115页。

(44)薛超:《周代的牺牲、牺尊——兼论山西省博物馆藏“铜牺立人擎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45)李长庆,田野:《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46)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图版拾。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图版壹3。李剑,张龙海:《临淄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图版柒6。与这几件器物形制很接近的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牺尊(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商周青铜酒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版,图版陆陆)。其中,临淄出土的那一件,简报认为是仿牛形;台北故宫的那一件所配说明文字为“作牺牛稳立状”。这几件器物与牛有差异,头部差异尤其明显。这里姑且归入近牛形的尊。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图版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图七〇、八一。胡小玉认为长安张家坡出土的“邓仲牺尊”、现藏于欧洲的“亚此兽形尊”与石鼓山M4所出动物尊同属鹿形牺尊(胡小玉:《石鼓山青铜牺尊的造型与装饰》,《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亚此兽形尊”见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彩版七)。“邓仲牺尊”头上矗立双角、双耳,腹部有双翼,与鹿形相去较远,考虑到其与“亚此兽形尊”及石鼓山M4所出动物尊大体相似,这里姑且依胡氏归入近鹿形的尊。

(4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大河口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图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

(49)陕西郿县出土的骡马形尊,简报原称为牺尊(李长庆,田野:《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陈邦怀指出命名为牺尊不确(陈邦怀:《盠作骡尊跋》,《人文杂志》,1957年第4期)。现在的学者一般将这件器物称作“盠驹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01页;王辉:《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50)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176页。胡小玉:《石鼓山青铜牺尊的造型与装饰》。

(51)叶晓锋:《由汉语方言看上古的“牺尊”》。

(52)⑩(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3页,第773页。

(53)钱玄:《三礼名物通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54)杨天宇:《周礼译注》,第301页。

(55)张雁勇:《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

(56)《明堂位》《正义》引《郑志》:“张逸问曰:‘《明堂》注“牺尊以沙羽为画饰”,前问,曰:“‘牺读如沙。沙,凤皇也。’不解凤皇何以为沙?”((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9页)。

(57)《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均未在“沙”字条下列凤凰这一义项。

(58)刘一曼:《殷墟新出牛尊小议——兼论衡阳出土的牺尊》。

(59)这一点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祥宇兄指正。

(60)查阅《古字通假会典》(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张儒、刘毓庆著)、《古文字通假字典》(王辉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白于蓝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都找不到这方面的例子。

(61)“到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一些墓葬中出现了一组新的随葬品。该组随葬品为陶质,但其型式均与同时期青铜礼器相同”(胡洪琼:《殷墟仿铜陶礼器墓试析》,《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西周墓葬也出土了一些陶质礼器,其形制多与同时期铜器相同或相似,参看张恒《西周仿铜陶礼器墓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有学者在梳理出土西周漆器之后概括道:“目前考古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可辨认的器形主要有:觚、簋、壶、罍、豆、碗、杯、盘、尊、盒、俎、案等。其中,盘、盒、碗应属日用器一类,其他漆器应属礼器一类,兼作饮食器,其形制多与同类青铜器相似,说明青铜器与漆器在形制上的相互影响、借鉴与取长补短。”(张飞龙,吴昊:《先秦漆器的重要考古发现Ⅰ夏商至西周时期》,《中国生漆》,2017年第4期)另外可参看张飞龙,吴昊:《先秦漆器的重要考古发现Ⅱ东周时期》,《中国生漆》,2018年第1期。

(62)张雁勇:《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

(63)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该器物见《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图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大河口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实验室考古简报》。

(65)徐中舒:《说尊彝》。

(66)⑥(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3页,第773页。

(67)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8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68)《中国青铜器全集》第8卷第47页的器物,该书称为“鸟尊”,似不确,器物实为鸡形。

(6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80页。杜廼松:《论青铜鸟兽尊》。

(7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联合考古队,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器物描述见该文第102-107页,铭文拓本见图二一,器物彩图见图版拾叁。

(71)黄益飞,谢尧亭:《霸伯簋铭文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李零:《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1期。

(72)黄益飞,谢尧亭:《霸伯簋铭文考》。

(73)(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