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二十世纪唐代政治史研究的概况可参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不难发现，相比于大篇幅介绍的武周、玄宗时期，睿宗时期甚至连一个小条目也不存在。同样的情况在《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中也可以看到，翻检中国大陆、中国港台、日本、西方研究目录，关于这一时期的专门研究屈指可数，见张国刚：《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2页。

③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295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220页；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原学》第3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79页；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④《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正月、先天元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70-6672页。

(1)[日]金子修一:《唐代皇帝祭祀的特质——透过皇帝的郊庙亲祭来检讨》,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6页。

(2)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6页。

(3)此表据两《唐书》《唐会要》卷9及《册府元龟》卷33制成。另,载初元年(689)十二月行建寅,以子月为年首:正月—十二月—一月—二月……十月,故689年只有11个月(其中一个月是闰月)。长安元年(701)二月复行以寅月为年首,故700年纪年有15个月(其中一个月是闰月)。

(4)此次高宗亲祀南郊是由于当年九月李勣平定了高句丽,属于发生大事时临时举行的告祭,故不在四时正祭的任何一天。([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7页。)

(5)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页。

(6)《魏书》(卷96)《司马绍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96页。

(7)《旧唐书》(卷21)《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3页。关于这次祭祀的性质,金子修一指出景云元年十一月有司代理祭祀北郊,是睿宗即位后告命于天的告祭,而景云三年正月的祭祀是三年一次的视祭。([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242页。)

(8)《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8-159页。另外,虽然重开射礼时睿宗已传位于隆基,但如王博先生所考,此次射礼早在景云二年便由源乾曜上疏于睿宗,“(源乾曜的)上疏无疑对玄宗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年九月九日新登基的玄宗皇帝为了宣示登基,御安福门观百僚行射礼。”(王博:《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以唐宋射礼为中心》,《唐史论丛》,2014年第2期。)

(9)孙英刚:《神文时代》下篇第一章《朔旦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中古政治》、第三章《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43页、第371-400页。

(10)《资治通鉴》(卷205),天册万岁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03页;《旧唐书》(卷21)《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0页;《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8页。从国子监祭酒祝钦明的奏文中可知,中宗此次南郊祭祀仍是天地合祭。(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郊祀礼仪·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8-99页。)

(11)《旧唐书》(卷21)《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8页。

(12)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丛》,2008年,第12页。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2)《即位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14)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页。

(15)刘餗:《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页。

(16)《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60页。

(17)《通典》(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60页。

(18)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7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7页。

(19)⑨《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二月、景云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63-6664页。

(20)周东平:《论睿宗朝的政治改革与开元之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21)《唐大诏令集》(卷110)《政事诫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1页。

(22)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9页。

(23)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五章《道教在隋至盛唐时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24)[英]巴雷特,曾维加:《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

(25)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见氏著《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26)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公墓志铭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唐代墓志中常用“权豪屏息”比喻御史弹纠之盛。

(27)王溥:《唐会要》(卷64)《史馆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15页。《新唐书·毕构传》也曾提到“会平诸韦,治其党,衣冠多坐。”毕构当时任左御史大夫。(《新唐书》(卷128)《毕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60页。)

(28)陈思:《宝刻丛编》(卷8)《唐沛国节义夫人郑氏塔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30页。

(29)刘庆华:《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

(30)修文馆学士名单参见卢燕新之研究。(卢燕新:《唐修文馆及神龙至景云年间在馆学士考》,《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31)(11)《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元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86页,第6686页。

(32)《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25页。

(33)《通典》(卷21),《职官三·宰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2页。

(34)孙国栋根据《新唐书·宰相表》统计,“贞观五年有宰相七人,以后常保持六七人之谱。”(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35)《唐会要》(卷24)《受朝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5页。

(36)《宋史》(卷267)《张洎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08页。

(37)《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新唐书》所载时间为六月丁未。

(38)⑦《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5页,第156页。

(39)《新唐书》(卷49)《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94页。

(40)《唐会要》(卷31)《章服品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0页。

(41)《旧唐书》(卷37)《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76-1377页。

(42)四库本《唐会要》(卷42)《历》。“及睿宗即位,寝废不行”一句不见于以武英殿本为基础的今本《唐会要》中,仅见于四库本。据刘安志先生考察,殿本与四库本并非同本,且“殿本不少内容经过了四库馆臣的增删改补,已非《唐会要》原貌。”(刘安志:《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问题探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黄正建认为,“四库本在很多地方似乎更接近《会要》原貌”(黄正建:《〈唐会要校证〉献疑:以卷三九为例》,《东方早报》,2015年5月17日)。

(43)孟宪实:《从“诏书”到“制书”》,《文献》,2019年第5期。

(44)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原学》,第3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79页;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3期。

(45)《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65页。

(46)④⑦⑧《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6页。

(47)李淑:《后武则天时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7页。

(48)《唐大诏令集》(卷2)《即位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7页。

(49)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郊祀礼仪·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50)金子修一先生也曾关注到这一问题,并称“北郊亲祀对睿宗来说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其重要性不亚于南郊。”但并未详述。([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51)池田温探讨了年号的意义,他认为年号“即使是为了纪念祥瑞而改元,也不是以庆祝瑞兆为目的,而是将最大的着眼点放在确保未来的幸福上。”([日]池田温:《日本和中国年号制度的比较》,池田温、刘俊文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第九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250页。)

(52)《唐大诏令集》(卷73)《典礼北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9页。

(53)董浩等编:《全唐文》(卷257)《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璿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06页。

(54)张飘:《出土墓志所见唐藩镇质子制度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

(55)冯霞:《论月氏人入华的几个重要问题》,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46页。

(56)《汉书》(卷8)《宣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页。

(57)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版,第289页。

(58)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朔方军的早期发展·三受降城与唐朝的防务政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59)《唐大诏令集》(卷130)《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5页。

(60)《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66页。

(61)《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88页。

(62)《旧唐书》(卷100)《解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13页。

(63)《全唐文》(卷19)《赐岱岳观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页。

(64)《册府元龟》(卷532)《谏诤部·规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65)《册府元龟》(卷545)《谏诤部·直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238页。

(66)《旧唐书》(卷98)《魏知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63页。

(67)《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69页。

(68)薛宗正:《唐伐默啜史事考索》,《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6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七节《暾欲谷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114页。

(70)《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72页。

(71)《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69页。

(72)沈佺期,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卷5)《赐突厥可汗铁券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7页。

(73)《册府元龟》(卷110)《帝王部·宴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7页。

(74)《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