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2)如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林华东:《吴越的舟楫与航海》,《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张静芬:《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毛昭晰:《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东方博物》(第十辑)2004年;陈智勇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先秦秦汉卷),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覃主元:《先秦时期岭南越人的航海活动与对外交通》,《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182页;王震中:《胶东早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始》,《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等。

(3)本文标题虽然称作“先秦”,但是正文并没有讨论新石器时代和更早的时期,而是主要讨论夏商周历史时期。有人可能会问,夏商周跨度太大,很多问题谈不细致,为什么不选择更小的时段来研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关于海上航行的史料稀缺,夏商周内部不同小时段里,往往会出现这个时段缺这方面材料,那个时段缺那方面史料的问题。只有从夏商周这样的长时段来讨论,才有略微充足的证据把相关问题辨析得清楚。其二,夏商周时期,虽然跨度较大,但是当时的海上航行并没有太大的前后变化,因而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研讨是合适的。其三,只有将夏商周放在一起讨论,才能给读者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所以,本文把夏商周作为整体来讨论。

(4)关于上古时期人们制造这些渡水工具的能力,可以参看《造船史话》编写组:《造船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宋兆麟:《从葫芦到独木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王永波:《原始渡具与早期舟船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王作新:《上古舟船述要》,《文献》1997年第3期;等等。

(1)从下文“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为乘坐桴到达海外——来看,当时可能有人能够乘坐简易的乘具完成了海上航行,但这只能算偶尔的小概率事件。若想在先秦时期频繁而又安全地完成路途辽远的海上航行,还得依靠大型船只。参见(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3页。

(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2《西京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页。

(3)商朝迁徙都城的时候,随行的应当主要是都城里的人员。宋镇豪对商代城市人口的平均数进行了估算,他认为商代每个城市人口平均在2.1万人左右(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那么,商都的人口也在这个数量,甚至更多。

(4)《尚书·盘庚中》。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5)张兴照:《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4-345页。

(7)《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参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6-227页。

(8)张树国:《〈鄂君启节〉与屈原研究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9)陈伟:《〈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

(10)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页。

(11)《诗经·商颂·殷武》。参见(汉)毛亨传、(唐)郑玄笺:《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7页。

(12)李学勤认为夷方位于今天山东淄博、潍坊之间。见李学勤:《商代的夷方名号与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85页。

(1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0页。

(15)⑦《史记·周本纪》。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页,第121页。

(16)芦金峰:《论殷商战车驾马及车兵配备》,《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商代的考古遗迹中发现了不少马车,成为我们认识殷商战车形制的依据。1959年7月,位于殷墟西区的一座车马坑被发掘,内埋有1辆车、2匹马,车厢内随葬铜弓形器。1966年春天,考古人员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了一座车马坑,长3.4米,宽3.15米,深0.65米,埋了1辆车、2匹马、1个人,而且车厢内还随葬了铜戈、箭镞、弓形器、兽头刀等武器。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部边缘的安钢集团厂区发掘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20、宽3.6、深2.5米,内葬有5辆商代马车,每辆车前有2匹马,其中一些车厢内还发现了青铜短剑和箭镞(《安阳日报》,2005年5月25日第A01版)。

(17)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杨宝成:《商代马车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02年第4期。

(18)《艺文类聚》卷71引《太公六韬》。参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30页。

(19)《太平御览》卷315作“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参见(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50页。

(20)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8-419页。

(21)《释名·释船》对楼船记云:“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重屋上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在其上曰爵室,于中候望之如鸟爵之警视也”,(毕沅:《释名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1页)可见当时的楼船也甚是宏大。

(22)《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杨伯峻注:“杜注:‘余皇,舟名’。……此楚人防吴人窃取余皇,盖移舟于岸,四周挖深沟,以至泉水。沟有出入者曰隧,以其及地下水而湿,故以炭填满之,为阵以待吴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92页)。这里的余皇就是令船,从“为阵以待吴人”来看,它也是大型船只。

(23)《越绝书·逸文》。参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9-420页。

(24)《史记·张仪列传》。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90页。

(2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26)王志毅:《战国游艇遗迹》,《中国造船》,1981年第2期。

(27)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8)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29)唐复年:《战国宴乐射猎攻战纹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30)(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7页。

(31)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9-810页。

(32)《周礼·春官·保章氏》。参见(汉)郑玄、(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9-820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3年版,第2046页。以下简称《合集》。

(34)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缀合与研究》,台北: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11年版。

(35)⑦⑧⑨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第370页,第391页,第358页。

(36)②(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1122页。

(3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0-281页。

(38)⑨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7-319页,第776页。

(3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0-464页。

(40)章巽:《公元前第三世纪以前我国早已发现季风并在航海中利用季风》,《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4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3-1248页。

(4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14页。

(43)《战国策·燕策》。参见(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7-1078页。

(44)《史记·张仪列传》。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90页。

(45)淠,即淠淠,船行水中声;泾,水名;烝,众;徒,役夫,指船夫;楫,桨,作动词,指划船。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7页。

(46)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47)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5页。

(48)毕沅:《释名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

(49)(明)罗颀:《物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2页。

(50)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51)《史记·封禅书》。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70页。

(52)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53)(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09页。

(54)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

(55)《华阳国志·蜀志》。参见(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56)(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5页。

(57)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5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92 年第4期。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 年秋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62)刘斐:《中国货贝产于南海》,《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63)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64)《吕氏春秋·本味》。参见(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5页。

(65)《汉书·郊祀志》。参见(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97页。

(6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67)《孟子·梁惠王下》。参见(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页。

(68)《左传》哀公十年。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56页。《史记·吴太伯世家》对此事的记载为:“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3页。

(69)《国语·吴语》。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5页。

(70)《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参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2页。

(71)陈智勇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先秦秦汉卷),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88页。

(72)⑧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0页,第227页。

(73)《左传》哀公二十二年。(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页。

(7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2页。

(7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69-1370页。

(76)《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参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页。

(7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30页。

(78)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3页。

(79)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80)叶国庆,辛土成:《住居我国大陆和台湾的古闽越族》,《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81)(汉)毛亨传、(唐)郑玄笺:《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6页。

(82)《诗经·商颂·玄鸟》。参见(汉)毛亨传、(唐)郑玄笺:《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3页。

(83)《尚书大传·洪范》。参见(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光绪丙申师伏堂刊,第1页。

(84)《管子·揆度》。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82-1383页。

(85)毛昭晰:《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东方博物》(第十辑),2004年。

(86)《论语·公冶长》。参见(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3页。

(8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页。

(88)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89)⑨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2页,第375页。

(90)王智汪:《日本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际论坛》,2017年第2期。《中日源自相同祖先》,《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

(91)宋镇豪:《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

(92)David N.Keightley,Sources of Shang History: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94)《尚书大传·西伯戡黎》。参见(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光绪丙申师伏堂刊,第34页。

(95)参见(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光绪丙申师伏堂刊,第34页。

(96)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0页。

(97)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5页。

(98)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2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为:“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周德既衰,于是稍绝。”参见(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35页。

(9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页。

(100)[挪]托尔·海尔达尔:《孤筏重洋》,朱启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101)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陈泽加:《现代探险家海尔达尔》,《航海》,1997年第5期。

(102)有学者指出“以考古学为核心,加强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深入有机的合作研究,是进行此类问题研究的必由之路”,同时,“加强对反映新、旧大陆交流的植物遗存、动物种属的研究也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新的自然科学技术对文化对比研究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如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基因考古、同位素分析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必然会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推动”(王涛,袁广阔:《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研究检视》,《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