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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S城人或寒石山村民一般的庸众,也不是魏连殳那样的“古怪”与“异类”。魏连殳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二人虽然交往认识,但精神个性迥然有别,不宜视为同一类型的人物。对《孤独者》的文本细读再次呈现了鲁迅作为精通人性心理的文学大师的形象。
Abstract:①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下文所引《孤独者》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①小说第二章,“我”初进魏连殳的客厅,见陈设简单,有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有论者就此议论:“‘新党’人物不看‘新书’,其新思想又是从何处得来的呢?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没有对这一矛盾现象,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梁建先:《魏连殳为什么‘孤独’?——关于〈孤独者〉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其实这不过是论者“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因为书架上“不很有新书”显然不是说一本新书也没有,更不意味着“不看‘新书’”,且小说第三章写得清楚:当魏连殳不得不卖书求生时,书架上“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
①钱理群:《鲁迅作品细读》,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孙尧天《“幼者本位”“善种学”及其困境——论“五四”前后鲁迅对父子伦理关系的改造》(《文艺研究》2020年第7期)亦有类似解读,认为“在这场对话中,魏连殳相信后天教育和改革的意义,申飞则坚持先天的遗传决定论,相应地,魏连殳看到了‘救救孩子’的希望,申飞则认为孩子是不可救的”,至少要考虑两点:“随便回答”以及“一味任意地说”能理解为“坚持”某种观点吗?再者,看魏连殳的意思,孩子(天真)不需要救,而是中国需要孩子(天真)来救。
①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此种文化解释看上去视野宏大、理由充分,但却恰恰忽略了文学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人物个性。巴金《家》中的继母周太太就没有成为独头茧。
②刘邦见秦始皇很阔气,就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鲁迅写道:“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72页)。
①顾甦泳:《反讽与成长——论鲁迅〈孤独者〉》(载《写作》2022年第2期)认为,“‘我’的‘不舒服’大概源于魏连殳终究还是‘躬行’了‘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而‘快意和高兴’则来自‘我’对魏连殳‘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的‘复仇’方式的共感。这两种情绪与魏连殳‘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的自我判定是同构的”。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是有些牵强的。
①王业松,黄德志:《鲁迅小说“死亡叙事”的文本特征》,《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2期。再如,李允经《向旧我告别——〈孤独者〉新说》(《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6期)认为魏连殳和“我”“分别在不同程度有着鲁迅本人的影像,但在前者身上,分量重些,成色旧些,在后者身上分量少些,成色新些;前者倾于消极、颓唐,是旧我的代表,后者倾于积极、健康,代表着新我”。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亦认为,“‘我’实质上是在时间的尺度上切分出来的一个步伐滞后于‘魏连殳’的‘魏连殳’”。
(2)管冠生:《〈孔乙己〉细读及“我”之论析》,《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1期。众所周知,李欧梵所说的两类“独异个人”,一类是“个人的自大”,向庸众宣战,清醒的个人遂被庸众所疏远所孤立;一类是庸众中的一员,但也处于与其他庸众相对立的孤独者地位,亦造成了命运上的悲剧性,如孔乙己。
(3)管冠生:《鲁迅〈药〉之细读》(《绍兴鲁迅研究2020》,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曾写道:“我们一向重视鲁迅思想深刻、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一面,但鲁迅首先是熟悉人性心理的文学大师”,这一点似乎被学界普遍地忘记或忽略了,至少在解读鲁迅文本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阐释,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待加强的地方。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9.006
中图分类号:I210.976
引用信息:
[1]管冠生.“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鲁迅《孤独者》细读[J].东岳论丛,2023,44(09):54-60.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9.006.
202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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