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其在《少年时代》中也说“特别喜欢《庄子》”。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

②《郭沬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为行文简括,以下郭氏文章凡出自《全集》者,皆只在文中夹注篇名。有互校之本,则说明于正文。

(1)如:张学植:《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张牛:《郭沫若早期如何受庄子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李向阳:《郭沫若与庄子的思想渊源关系》,《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1期;王世德:《郭沫若从泛神论到新浪漫主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佀同壮:《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顺发:《庄子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吴定宇:《自然与逍遥——郭沫若与道家文化》,《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2期;蔡震:《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我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郭沫若研究》(第2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等等。

(2)刘剑梅:《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如齐思和在《燕京日报》(1946年6月版第30期),朱自清在《大公报(天津)》(1947年1月4日)都撰文评议,丁山在《东南日报·文史(上海)》(1947年4月9日)写了《十批判之批判(上下)》等。

(4)杨海文:《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下引杨氏之说,如无特别注明,皆出自此篇,不另出注。

(5)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6)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7)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以下所引《哲学的派别》皆在第30-55页,只夹注文中,不再脚注。

(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9)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10)章氏谓苏子不明呵佛骂祖之修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冤枉了东坡。东坡高明地认识到庄子正言若反的修辞,说总体上认为“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只是怀疑《盗跖》《渔夫》等非庄子之文。“正言若反”用于以意逆志,则阐释的边界是很难厘定的。较之苏轼区别对待,章氏一意要将《庄子》三十三篇悉数坐实成庄子之文,反有悖于今人对秦汉古书的常识。章氏且连带回护太史公之“庄子剽剥儒墨”之说,自与太史公一道援庄入儒,这就不免如陈寅恪所说“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了。苏轼说见氏著《庄子祠堂記》(《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文繁不引。 另,以庄子之寓言为呵佛骂祖,明觉浪道盛说得最多。然苏子之后,南宋之朱熹、程大昌,都以各自的方式揭陈这一语言策略。尤以程大昌《明矫》为千年道家学史之圭臬。朱子说见《朱子语类》(卷125),文繁不引。 程大昌《明矫》中说:“老氏之绝弃圣智仁义,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矫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为其迹与经戾也,然而听言之道,以其事观之,则实理著见,不可诬矣。……以老氏之事言参而求之,则其矫而非实也,亦昭昭矣。至庄子推大其教,又从而广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也。此语尤其累老教,而致讥诮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说而自明其矫矣。结绳之制,老庄二子皆相与力主,以为己教之尝效乎古者也。然而结绳也者,何自而有也……庄子自伤其矫已甚,而又于篇终自为之明曰:周之辞荒唐而说谬悠也。”(载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卷下) 我一直以为《道德经》总体上是批判的哲学,与孔孟荀的建设的哲学,恰好构成“儒道互补”“绘事后素”之关系,其所谓“大音希声”“大方无隅”之大音大方都是极而言之,是理想,是一种价值,并非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实在,其目的是批判礼乐之声和诸侯扩张,旨归于“希”和“无”的批判。“小国寡民”“结绳记事”等等,亦复如是。今人多把价值论当知识论去研究,必欲实事求是,然攘臂扔之,终无以应矣。南宋程大昌泰之先生曾用矫饰来说明这个道理,指出这是老子的著述策略,并指出庄子漫衍卮言正是矫饰修辞的直接展示。此论最获我心。

(11)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第37页。

(12)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13)黄宗羲:“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陈孔子之业,则微言岂易绝哉?惟失此举,其后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子贡居齐,漫无统一。阙里散后,诸贤再无丽泽之资。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于孔子,而自为偏见,惟其无以就正之耳。”卷十四:“子贡多学而识,正坐一一以求证,子夏之徒流而为庄周,其学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范围于圣人故也。”(《明儒学案》卷二十七)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15)韩愈关于庄子出子夏之门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巨大。然而,他的观点却是建立在误读《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阎若璩早就指出田子方、段木干等“受业于子夏之伦”是“承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言”,并未一一对应田子方受业于子夏。《吕氏春秋·当染》则明确说田子方学于子贡,《庄子·田子方》还说他师东郭顺子。战国秦汉时期,东郭氏和田氏绝大多数为齐人,子贡也刚好终于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又载“田子方从齐之魏”。所以,基本可以肯定田子方乃齐人,而非前人多以为的魏人。其受业于齐,《吕览》说他师子贡,可视为实录,而《庄子·田子方》一文人物年辈多符合历史,其寓言风格虽不可坐实也曾师事东郭子,却与后者可能有交往。从除《庄子》外的所有关于田子方材料看,田子方无疑是正宗儒家思想。“田子方从齐之魏”时已然名家,且曾一度要接济居于卫的子思(《说苑·立节》),所以,虽常与子夏一起见称于魏阙,年辈在师生之比,却并非师生。详细论证,笔者拟另辟篇章。

(16)③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第206-207页。

(17)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段干木,《史》称受业于子夏之伦,之伦承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言。”(阮元《皇清经解》卷22,鸿宝斋光绪十七年缩印本。)

(18)《魏文侯礼贤考》第121页;《吴起去魏相楚考》第176页;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第212页)。

(19)《易与老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20)如冯友兰氏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两者统一在圣人的人格上,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又《中国哲学简史》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是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21)出土文献证明此说并非道家阑入。上博藏简《民之父母》可证《礼记》《家语》中“五至三无”可信。另,今本《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儒道对立消解很多。再如,据敦煌《论语郑注》,孔子所谓“窃比于老彭”之老彭非前人所疑为彭祖一人,郑玄即注作两人,老极有可能即是老子。越来越多出土文献都直接或间接证明儒道关系并非势同水火。

(22)[日]伊藤仁斋:《孟子古义》《总论》,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3页。

(23)阮毓崧:《庄子集注》(1928年初版),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

(24)分别见于1945年《后记》和1950年改版书后《蜥蜴的残梦》。

(2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6)陈引驰:《庄子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7)见于2016年杨先生《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一文。笔者于2016年底草成此篇初稿,发表于2017年春季举办的“北伐前后的郭沫若”主题会议,也算响应杨先生之说。今重新修订以正式刊发之际,发现杨先生又于2017年在《文史哲》第2期著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比其前说,更细腻丰富,重心也从郭氏移诸章氏。文章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五种文献,已别是一题,却也更加辅证了笔者此篇。

(28)据《互校记·跋语一》,此语出自《人生》半月刊的主编王道。

(29)白寿彝:《钱穆与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2期。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孙开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廖久明:《片面之词何时休——评郭沫若抄袭说》,《博览群书》,2014年第1期;丁东:《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傅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日本《百年》,1999年11月号,等等。网上一批批阵营分明的互相攻驳的文章,尤以方舟子不折不挠的数篇传播最广。

(30)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31)翟清福:《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史学集刊》,1996年第4期。

(32)路新生:《〈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33)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中国史研究》,1996第3期。

(34)孙开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

(35)后收入《庄老通辨》,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57年版。

(36)钱穆:《庄老通辩:庄老的宇宙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3页。

(37)刊出于两年之后的《学灯》1923年3月4、5日。《师友杂忆》回忆作:“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

(38)《南郭子綦考》(1947年);《郭象〈庄子注〉中之自然义》(1948年);《庄老与易庸》(1951年);《中国道家思想之开山大宗师庄周》(1953年);《道家政治思想》(1953年);《庄老太极无极义》(1955年);《王弼郭象注易老庄用理字条录》(1955年);《释道家精神义》(1956年);《〈庄子〉外杂篇言性义》(1956年);《〈老子〉书晚出补证》(1957年);《王弼论体用》(1957年)。此后,庄学文章有《〈庄子〉书言长生》(1960年)一篇。

(39)这一观点,是在与邵宁宁教授讨论时加深拓展的。再举两例,如当年俞樾在学术上不向章太炎落井下石,尚为学生的傅斯年、顾颉刚对新来的教师胡适不屑其学问却加持其方法,等等,都是相求相和之反应。这一现象甚至还可前溯廖平、康有为那一辈学人。

(40)《〈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跋语一。

(41)《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收在《观堂集林》卷十二。

(42)《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