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①由秦至宋千余年间，中国历史上真正实施封禅的帝王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七人，有封禅之心但未能如愿者有很多。除武则天封禅嵩山外，其余六位帝王均封禅泰山。参见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载《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3页。

②王东洋：《南北朝时期的封禅之议与大一统思想的神圣宣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5月。

(1)中国封禅文化滥觞于新石器时代的天地崇拜,后世封禅礼仪祖源于东方地区的礼祷天地的祭祀传统。参见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2)《管子》原有《封禅》一篇,后失佚,后人以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据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六《封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1页。

(3)《后汉书》第七《祭祀志上》:“上(光武帝)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64页。

(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5页。

(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注引《五经通义》,第1355页。

(6)(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页。本文所引《白虎通》,均据该书。

(7)⑩(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页,第68页。

(8)《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封禅文》:“符瑞臻兹,犹以为徳薄,不敢道封禅。”(第3065页)《白虎通·封禅》:“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第283页)

(9)《后汉书》第七《祭祀志上》,第3165-3166页。

(10)(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四《王道》,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3页。

(11)司马迁曾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其《史记·封禅书》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首先引述巡守之事。

(12)(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281-282页。

(13)《资治通鉴》卷七〇《魏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28-2229页。

(14)《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世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

(15)《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孙盛曰”,第115页。

(16)秦始皇汉武帝通过连续的封禅和巡游来取得东方神祇的认同,从而实现全国神权的统一。参见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17)《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载光武帝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第3161页)

(18)③《三国志》卷二五《高堂隆传》,第712页,第717页。

(19)《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载孙权曾向诸葛瑾咨询时说:“近得伯言(陆逊)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第1234页)

(20)《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第1235页。

(21)按,历阳为历陵之误。《太平御览》卷四八《地部十三·石印山》引《吴志》:“天玺元年,鄱阳郡言历陵山石有文理成字。”又按《江氏记》:“历陵有石印山,临水高百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4页。胡三省注曰:“今考《晋志》,鄱阳郡无历阳县,有历陵县。‘阳’当作‘陵’。今《饶州图经》亦载鄱阳历陵县有石印山。”参《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第2543页。

(22)一说“士”作“土”。参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四八《吴书三》注引赵一清曰:“士即土字,古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0页。

(23)《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吴时,历阳县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发,天下太平”。(第898页)

(24)魏斌:《国山禅礼前夜》,《文史》,2013年第2期。

(2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第242页)《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第1397页)《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第3164页)

(26)葛少旗曾绘国山地理位置示意图,请参魏斌:《“山中”的六朝史》,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5-46页。

(27)(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四《吴国山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6页。

(28)(宋)赵彦卫撰、张国星校点:《云麓漫钞》卷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国志》“封禅国山”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王鸣盛云,据碑文可知孙皓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天玺元年八月。

(29)孙坚于东汉末年入洛讨伐董卓时从官井中获取汉传国玺,但传国玺后为袁术劫获,袁术败后又回到东汉天子手中。请参《三国志》卷四六《孙破虏传》注引《吴书》,第1099页。

(30)⑧魏斌:《国山禅礼前夜》,《文史》,2013年第2期。

(31)东南的名山是会稽山。《周礼注疏》卷三三《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61页。

(32)[日]渡边义浩:《孙吴の正统性と国山碑》,《三国志研究》第2号,2007年。

(33)干宝评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见《晋书》卷五《孝怀帝、孝愍帝纪》“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页。

(34)《梁书》卷四〇《许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77页。

(35)《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2页。

(36)司马迁《史记》所引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后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三帝封禅,至西晋应有七十有五家。此处所谓七十四家,则西晋君臣将秦始皇之封禅排除诸家之外。

(37)《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8页。将“禹迹”与“九州”相联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显示“九州”是在“禹迹”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天下范围,因与圣贤大禹有关,故具有神圣性。

(38)《晋书》卷二一《礼志下》,第656页。

(39)关于晋武帝封禅的争论,“其背后的关节点在于如何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对于伐吴的胜利做出合适的表达”。参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40)《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一》载司马炎不顾群臣反对,践行三年之丧古制,司马光盛赞晋武帝为“不世之贤君”。(第2498页)但践行孝道,并不能掩盖晋武帝才干之不足。

(4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42)晋武帝咸宁二年,朝中出现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皇权受到强有力的威胁,晋武帝于是加快准备平吴的各项准备工作。参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252-254页。

(43)石玉:《晋武帝拒行封禅及其自赎心态探微》,《历史教学》,2018年第6期。

(44)汪海:《汉唐封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版,第35页。

(45)《晋书》卷三《武帝纪》“制曰”,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