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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治理是明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琉球是明朝海洋治理的重要参与方。针对“东海”海域的混乱状态和琉球国内的纷争乱局，洪武十六年明朝向琉球中山王察度颁赐印章。在认可中山国家地位和察度国王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表文钤印”这一技术规范，利用印章本身所具有的凭信功能，明朝与中山之间建立起基于信用制度的关系模式，在杜绝伪使的同时，形塑起中山在“东海”海域的对明贸易垄断地位，借以威压山南、山北事大服属，并依靠中山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私人海洋势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间接管控，以期达到改善“东海”海域政治生态、稳定海域秩序的目标。颁赐给中山王的印章连同金符与赐予“南海”国家的勘合之间具有目标取向上的关联性，都是明朝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海洋信用秩序体系的尝试。颁赐印章是明朝决心优待琉球的政策起点，在客观上加速了琉球列岛的一体化进程。
Abstract：Ocean governance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ing Dynasty's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yukyu w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Ming Dynasty's ocean governance.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the Hongwu reign, the Ming Dynasty bestowed a seal on Cha Du, the King of Zhongshan of Ryukyu, in response to the chaotic state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domestic disputes and chaos in Ryukyu. The technical means of “Stamping on Biao Wen” used the trust function of the seal itself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model with Zhongshan based on the credit system, eliminated fake messengers and formed Zhongshan's trade monopoly positi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Shannan and Shanbei vassals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rely on Zhongshan to indirectly control private maritime forces outside the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chieved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tabilizing the maritime order. There is a goal oriente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al and golden talisman bestowed upon King Zhongshan and the “Kan He” bestowed up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ntries, both of which were attempts by the Ming Dynasty to build a maritime credit order system centered on itself. Bestowing seals was the policy starting point for the Ming Dynasty to prioritize Ryukyu, which objectively accelerated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Ryukyu Islands.
①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②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兼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8日。
③于逢春：《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
④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5页。
⑤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93页。
⑥齐翀：《南澳志》卷8《海防》,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⑦檀上宽：《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3年版，第20-30页。
(1)②方宝川,谢必震:《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第114页。
(2)入间田宣夫,丰见山和行:《北の平泉、南の琉球》,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3)朱元璋:《明朝开国文献(三)》,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829页。
(4)小叶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68年版,第118页;原田禹雄:《冊封使録からみた琉球》,宜野湾:榕树书林,2000年版,第5页;上里隆史:《古琉球期の印章》,黑岛敏、屋良健一郎编:《琉球史料学の船出——いま、歴史情報の海へ》,东京:勉诚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5)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三国谷宏:《明と琉球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938年第3卷;郑樑生:《明代中琉两国封贡关系的探讨》,《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谢必震:《明清册封琉球论略》,《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佐久间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175页;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7页;赤岭守:《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东京:讲谈社,2004年版,第172页;赵连赏:《明代赐赴琉球册封使及赐琉球国王礼服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期;檀上宽:《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3年版,第277-316页;木村拓:《印章》,村井章介编:《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东京:勉诚出版社,2015年版,第491-492页;万明:《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村井章介:《明代「冊封」の古文書学的検討》,《史学雑誌》,2018年第127卷等。
(6)在洪武十六年(1383)以前,明朝已向安南、高丽、占城、暹罗、三佛齐五国颁赐印章。其中,安南和高丽是在首次入贡后就被颁赐印章,占城是在首次入贡3个月后被颁赐印章,暹罗和三佛齐是在入贡6年后被颁赐印章,琉球中山则是在入贡11年后被颁赐印章的,较之他国来说,间隔时间过长。
(7)洪武朝共向海外国家颁赐印章9次。其中,除三佛齐、真腊的情况不明外,派往安南(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高丽(符宝郎偰斯)、占城(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暹罗(礼部员外郎王恒)、琉球山南和山北(行人蔡英夫)颁赐印章的使者皆为朝臣,唯独对琉球中山派遣的是宦官。
(8)吴相湘主编:《明太祖御制文集》卷8,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56页。
(9)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たれ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第174-181页。
(10)有明一代向海外国家颁赐印章的情况如下:安南(1次)、高丽(1次)、朝鲜(3次)、占城(1次)、暹罗(1次)、三佛齐(1次)、琉球中山(2次)、琉球山南(1次)、琉球山北(1次)、真腊(1次)、爪哇西王(1次)、日本(2次)、爪哇东王(1次)、苏门答剌(2次)、满剌加(1次)、古里(1次)、浡泥(1次)、锡兰山(1次)、喃渤利(1次)、柯枝(1次)、苏禄东王(1次)、苏禄西王(1次)、苏禄哃王(1次)、古麻剌朗(1次)。
(1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58《蕃国迎诏仪》,《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89页。
(12)《明神宗实录》卷281,万历二十三年正月庚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5188页。
(13)《明史》卷68《舆服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3页。
(14)檀上宽:《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3年版,第368页。
(15)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6)徐官:《古今印史》,早稻田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书,史料番号:チ10-01112。
(17)金开诚,王岳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8)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9页。
(19)荒木和宪:《中世日本往復外交文書をめぐる様式論的検討》,《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021年第224集。
(20)徐师曾:《文体明辨粹抄》卷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逍遥文库,史料番号:6-1038-2。
(21)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7,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版。
(22)谢肇浙:《五杂俎》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23)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5辑。
(24)《明太祖实录》卷45,洪武二年九月壬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902页。
(25)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7,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版。
(26)《光海君日记》卷1,万历三十六年二月戊辰,金日成综合大学藏鼎足山刻本。
(27)李善洪:《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8)季琼真蕊,龟泉集正:《荫凉轩日录》宽正六年六月十四日,《大日本仏教全書》第134册,东京:佛书刊行会,1922年版,第539页。
(29)季琼真蕊,龟泉集正:《荫凉轩日录》延德四年七月,《大日本仏教全書》第137册,东京:佛书刊行会,1922年版,第2333-2334页。
(30)池宮正治:《上表渡しと敕書迎えの儀式》,《第六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版,第296页。
(31)⑦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编:《琉球史料叢書(三)》,东京:东京美术,1973年版,第45页,第70页。
(32)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编:《琉球史料叢書(五)》,东京:东京美术,1973年版,第35页。原文为:“鍍金銀印ト申スハ、爾來代々、國王ノ御寶物ト成テ、大明ヤ日本ナドヘ往來ノ、表文ニ押ス金印、是也。”
(33)孙薇:《明代における琉球の表文·箋文——『歴代宝案』より》,《史料編集室紀要》,2001年第26号。
(34)小叶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68年版,第203-204页。
(35)《明史》卷75《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8页。
(36)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7,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版。
(37)孙魏:《明代外交机构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页。
(38)龙文彬:《明会要》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9页。
(39)《朝鲜太祖实录》卷9,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丙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太白山刻本。
(40)黄纯艳:《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与书写》,《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41)黄纯艳:《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学术月刊》,2020年第3期。
(42)陆楫:《古今说海》,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93页。
(43)徐应秋:《西海北海》,《玉之堂谈荟》第10册,上海进步书局民国影印本。
(44)王元林:《明清国家礼制中的四海祭祀》,《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
(45)《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四月戊子,第824页。
(46)《明太祖实录》卷108,洪武九年八月,第1802页。
(47)(13)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第175页。
(48)应再泉主编:《方国珍史料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49)《明太祖实录》卷23,吴元年四月己未,第333页。
(50)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
(51)曹永和:《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一)》,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第56-58页。
(52)檀上宽:《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3年版,第17-60页。
(53)李健,刘晓东:《明初“倭人入寇”与明朝的应对》,《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3期。
(54)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台大文学院,1966年版,第12页。
(55)《高丽史》卷42,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0页。
(5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1-512页。
(57)“南岛路”是中日往来的海上航线之一。11世纪开始,中日往来主要依靠“大洋路”,即宁波—博多两地的直航航线。元朝末年,江浙地区治安环境恶化,“大洋路”利用率降低,经福建—琉球群岛—萨摩—肥后高濑的“南岛路”逐步兴盛,参见桥本雄:《中世の国際交易と博多——“大洋路”対“南島路”》,佐藤信、藤田觉编:《前近代の日本列島と朝鮮半島》,东京:山川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167页。
(58)赤岭守:《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东京:讲谈社,2004年版,第35页。
(59)安里进:《琉球王国の形成と東アジア》,丰见山和行:《琉球·沖縄史の世界》,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12页。
(60)新里惠二,田港朝昭,金城正笃:《沖縄県の歴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4页。
(6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9页。
(62)方宝川,谢必震主编:《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63)隋朝在大业三年(607)、大业四年(608)、大业六年(610),元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贞三年(1296),两王朝前后5次经略琉球,但都以失败告终。
(64)根据《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记载,洪武三年(1370)赵秩使日时,杨载以“宣使”身份陪同出使,具体任务是送还日本“谍僧”15人。(见《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1-2页。)然而,杨载在前次使日时并未与日本开展有效外交,反而招致使臣被杀、被拘,而且送还谍僧并非专业事务,完全可由赵秩一并承担,这表明派遣杨载随同赵秩出使的必要性并不强。考虑到杨载前次使日的主要收获是携带琉球情报归国,加之当时只是“道经”琉球,行程匆匆,获悉的相关情报应该比较有限,需要再次前往日本,因此,杨载随同赵秩使日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进一步探查日本和琉球的相关情报。
(65)《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辛未,第1277页。
(66)谢杰:《洒露堂记》,《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140页。
(67)冈本弘道:《明朝における朝貢國琉球の位置附けとその變化:一四·一五世紀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1999年第57卷。
(68)平田守:《琉明関係における琉球の馬》,《南島史学》,1986年第28期。
(69)吴相湘主编:《明太祖御制文集》卷8,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57页。
(70)在洪武五年(1372)中山王初次朝贡之时,朱元璋赏赐的是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与之相对,赏赐山南王承察度的却只有大统历和织金文绮,并无纱罗。此外,给予山南使团成员的只有文绮和钞,不及赐予中山使团成员的文绮、纱罗、袭衣那样丰富。
(71)《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丑,第2236页。
(72)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清代琉球纪录续辑》,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65页。
(73)刁书仁:《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74)佐久间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62-75页。
(75)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121页。
(76)《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第2197页。
(7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78)陈鸿瑜校注:《皇明外夷朝贡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80页。
(79)《明史》卷323《外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61页。
(80)檀上宽:《明初の海禁と朝貢——明朝専制支配の理解に寄せて》,森正夫等编:《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版,第221页。
(81)《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五月庚午,第559页。
(82)奥崎裕司:《方国珍の乱と倭寇》,明代史研究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第484页。
(83)檀上宽:《方国珍海上勢力と元末明初の江浙沿海地域社会》,京都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東アジア海洋域圈の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女子大学,2003年版,第151-158页。
(84)藤田明良:《蘭秀山の乱と東アジア海域世界》,《歴史学研究》,1997年第698期。
(85)陈侃:《使琉球录》,《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44页。
(86)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编:《琉球史料叢書(五)》,东京:东京美术,1973年版,第9页。
(87)俞汝楫:《礼部志稿》卷16,《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年文渊阁影印版。
(88)李翀:《日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89)⑦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5页,第390页。
(90)近藤瓶城编:《続史籍集覧》第1册,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年版,第479页。
(91)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中,清华大学馆藏东方学会印本。
(92)《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十月甲午,第1400-1401页;《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癸巳,第1565页。
(93)吴相湘主编:《明太祖御制文集》卷9,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16页。
(94)近藤瓶城编:《続史籍集覧》第1册,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年版,第479-480页。
(95)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96)梁英明:《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97)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卷2《宋学士文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6页。
(98)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9页。
(99)张奕善:《明帝国南海外交使节考》,《台大历史学报》,1976年第3期。
(100)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05《朝贡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101)《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月丁丑,第2125页。
(102)《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甲子,第1317页。
(103)冈本弘道:《琉球王国海上交渉史研究》,宜野湾:榕树书林,2010年版,第113-125页。
(104)新井白石:《南岛志》,《丛书集成续编》第24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64页。
(105)夏子阳:《使琉球录》,《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259页。
(106)桂山义树:《琉球事略》,《清代琉球纪录续辑》,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7页。
(107)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清代琉球纪录集辑》,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52页。
(108)④新井白石:《南岛志》,《丛书集成续编》第24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67页,第380页。
(109)陈侃:《使琉球录》,《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版,第28页。
(110)蔡温:《中山世谱》卷1,茨城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
(111)柳原敏昭:《中世の交通と地域性》,《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版,第136-137页。
(112)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51页。
(113)蔡温:《中山世谱》卷3,茨城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
(114)宫城荣昌:《琉球の歴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48页。
(115)《明英宗实录》卷238,景泰五年二月己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5187页。
(116)周煌:《琉球国志略》,《丛书集成初编》第324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8页。
(117)方宝川,谢必震:《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118)《明太宗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205页。
(119)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编:《琉球史料丛书(三)》,东京:东京美术,1973年版,第82页。
基本信息: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4.05.008
中图分类号:D691;K248
引用信息:
[1]李健.洪武朝颁赐琉球中山印章探赜——兼论明朝对琉球的塑造与海洋治理[J].东岳论丛,2024,45(05):66-76+191-192.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4.05.00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明清时期东亚外交礼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VLS01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角色与秩序：明朝对琉球地位的运用研究”(项目编号：20BLSJ02)的阶段性成果
202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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