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参考文献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2)《左传·成公十七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1页。以下对《左传》的引用，皆采用此版本。

(3)《左传·桓公六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春秋左传注》，第111页。

(4)《左传·庄公十年》:“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在此，曹刿与鲁庄公论战，认为“神明之信”为“小信”，不足以成为一战的理由，更认可的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见《春秋左传注》，第182页。

(5)例如，《左传·桓公十二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因此，诸侯无信会被盟友抛弃，《僖公十四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甚至会招致灭国，《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见《春秋左传注》，第134页，第384页，第333页。

(1)《吕氏春秋·上德》:“墨者钜子孟胜……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见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54页。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3页。

(3)此处杨倞注云:“信谓使万人见而信之”，而卢文弨则认为，此“信”盖“神”之假借。笔者从杨氏之说。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0页。

(1)例如，西周初年，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东周初年，郑庄公为周平王卿士。

(2)例如，《左传·文公元年》:“凡君即位……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春秋左传注》，第516页。

(3)比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见《春秋左传注》，第635页，第1068页。

(4)先秦时期讲“忠信”不是儒家专属，如《管子·幼官》:“身行仁义、服忠用信则王。”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4页。

(5)在先秦诸子文献中，《墨子》《管子》也同样重视“忠信”，将之作为“尚贤”和人才选拨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墨子·尚贤下》:“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见(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5页。《管子·立政》:“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则什伍以复于游宗”，见《管子校注》，第72页。

(6)《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7)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事亲”为“孝”，而“从兄”为“悌”。因此，“孝悌”对应“仁义”，仁义为“体”，孝悌为“用”。

(8)亦有学者以为其与道家有关联。参见欧阳祯人:《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中的道家思想》，《人文论丛》，2011年卷，第113页。

(9)李存山:《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教科书---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冬之卷。

(1)(3)(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38页，第271页。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4)(5)(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7页，第166页，第297页。

(6)《左传·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见《春秋左传注》，第1682页。这说明，子路重“信”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故宋儒尹焞曾言:“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见信于人可知矣。”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8页。

(8)(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98页。

(1)(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页。

(2)王淑芹:《传统信德的特征，断裂成因及其承继的原则》，《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3期。

(3)“信”最早见于《尚书·汤誓》:“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而“诚”最早可追溯到《商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尽管两者出现的时代差不多，但“信”的频次明显多于“诚”。

(4)除《尚书》外，《诗经》《左传》大概各有一处提到“诚”。《大雅·嵩高》:“申伯还南，谢于诚归。”见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5页。《左传·文公十八年》:“明、允、笃、诚”。见《春秋左传注》，第636页。

(5)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73页。

(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6页。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2页。

(2)关于《中庸》的成书年代，学界存在争议。大体有四种说法，一、子思所作，成于战国，代表人物:司马迁、郑玄、沈约、韩愈、李翱、二程、朱熹、黎立武、陈襄等;二、成书晚于子思，为秦或汉代的作品，代表人物:欧阳修、叶适、崔述、袁枚、叶酉、俞樾，以及现当代钱穆、晚年的冯友兰、劳思光、廖焕超等;三、《中庸》部分出自子思，代表人物:宋人王柏，徐复观、郭沂、武内义雄等;四、认为《中庸》是思孟学派的集体创作，代表人物:杜维明。见张卉，舒大刚:《〈中庸〉成书新探---从范畴诠释的角度》，《孔子研究》，2014年第3期。而笔者倾向于《中庸》成书不会早于《孟子》。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2页。

(2)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4页。

(3)王淑琴:《孔子“以友辅仁”之友朋思想及其现代性构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4)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传·文公十八年》，《春秋左传注》，第63页。“五教”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但并未明指，孔安国疏解与《左传》同。见《尚书正义》，第100页。

(5)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礼记·王制》，见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2页。

(1)[美]安乐哲著，田辰山译:《儒家角色伦理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2)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3)(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3页。

(4)(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366页。

(5)(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余培德点校:《周易正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6)(宋)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02页。

(1)(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1页。

(2)(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版年，第539页。

(3)(汉)河上公，(唐)杜光庭等注:《道德经集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4)(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页。

(5)(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689页，第781页。

(1)(9)(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页，第66页。

(2)(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689页，第781页。

(3)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4)李泽厚先生重视“情理结构”，提出“情本体”说。在他看来，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情本体”内推为“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外推为“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参见李泽厚，刘绪源:《“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李泽厚论“本体”，并不同于康德，指的是“最后的实在”，是“本原”“根源”。参见李泽厚，刘绪源:《还用不用“本体”“本体论”“哲学”这些词》，《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4页。

(6)(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08页。

(7)(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5页。

(8)(宋)洪迈著，穆公校点:《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10谭嗣同:《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1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礼记·檀弓上》:“君子之爱人也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