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角色定位与功能挖掘——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唐鸣;殷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衔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纽带、承接各类资源下乡的重要平台。基于接点治理视角，构建“认知进阶—关系调适—结构嵌合”的分析框架，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接点属性及其功能性拓展。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兼具经济属性与治理属性的双重属性，其治理接点功能可以被概括为信息接点、行动接点和资源接点三类。信息接点功能旨在突破传统经营惯性，吸纳数字经济要素，驱动乡村治理的认知进阶;行动接点功能重在衔接政府治理、市场规则与农民诉求，推动复杂治理情境下的多元关系动态调适;资源接点功能力图有效整合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赋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升级。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接点功能，乡村治理有望实现治理认知、治理关系、治理结构的耦合与新生。应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高度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接点属性与功能挖掘，探索并激活“十五五”时期国家、市场、村社多元协同的新时代乡村治理路径。
语文学与哲学的交融——巴赫金研究中的维特根斯坦“谜题”及其启示
凌建侯;通过梳理“巴赫金与维特根斯坦”论题的学术史，阐述其开拓性潜力及其对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巴赫金与维特根斯坦两者间的学术关系始终是个“谜题”。“维特根斯坦与俄罗斯文学”命题的出现，特别是引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学作品，为解此谜开拓出新的路径。这条路径为巴赫金研究提供新视野，为维特根斯坦研究开创新领域，特别是有助于推动古典学意义上的“文学”重释自身边界，使其有机会再次扮演人文学术舞台上的主角，不但呼应“语文学回归”的潮流，而且为解决哲学与语文学边界争议问题提供新的启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助”的“巴赫金研究中的维特根斯坦”论题是语文学与哲学研究彼此交融的绝佳案例，值得深思。
“断裂”与“重构”:詹姆逊后文化理论的回顾与阐释
陈定家;詹姆逊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与“重建”的探索，以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创造性的“整体性”研究，对理解文艺理论与批评界许多富有争论性的问题具有拨云见日的启发性。詹姆逊以“传统文化的断裂”“深度模式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退”等表述，捕捉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髓。现代主义追求本质、意义、真理的线性思维模式在后现代的冲击下几近分崩离析，取而代之兴起的是一种平面化、碎片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的深刻洞察，不仅揭示了时代文化变迁的轨迹，更提供了一种启发性视角与方法，去理解和把握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更迭与精神律动。
“儒道互补”的治理意蕴及其实践启示
彭新武;赵龙龙;先秦哲学本质上是以政治哲学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态的。儒、道两家从早期的彼此分立发展到战国晚期黄老道家的融通综汇，展现出“儒道互补”的最初形态，之后更是形成“儒道兼综”的魏晋玄学以及“儒道互补”的宋明理学。虽然自秦汉以降“王霸杂用”日渐成为传统社会的主导治国方略，但“儒道互补”的治理机制也一直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方略可简略概括为“王霸杂用，兼采无为”。对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在当下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一方面应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治国纲领，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借鉴现代政治文明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资源，去芜存菁，兼收并蓄。
先秦儒家“信德”的基本内涵及现代意义
陈晓霞;刘奎;先秦儒家“信德”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忠信为本”，构建了“信”的伦理基础;强调“信近于义”，将“信”规范在理性之下;追求“信至于诚”，实现了主体价值与真实情感的合一;重视“信行于友”，稳固了家国之间的政治纽带。先秦儒家的“信德”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强化了共同体的血脉关联，对当今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