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的理论逻辑——基于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分析
宋福范;政绩观是执政党认识和处理权力、人民、发展、历史关系的重要观念形态。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处于新时代、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它并非一般性的干部履职观念，而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执政规律和时代使命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其理论逻辑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和处于新时代三重规定的统一之上。因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政绩观必须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原点；因为是长期执政，正确政绩观必须以权力治理和历史责任为现实前提；因为是处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实践方位。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总纲，将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展开为党性定向、政绩内涵与制度保障相贯通的完整结构。系统把握这一理论逻辑，对于深刻认识新时代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执政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何显明;文丽娟;漫长曲折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使中国得以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理论、经验、方案、模式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进而立足长期的自主探索，汲取各国现代化实践的有益经验，创新集成契合后发大国赶超发展实践，体现人类文明进步走向的现代化新模式。基于民族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现代性重塑，破解“后发”境遇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挑战，进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排他性、对抗性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进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进程的一体化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救国·救民·救世：孙中山的革命党“初心”思想析论
俞祖华;孙中山从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就怀抱为中华民族谋振兴、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人类社会谋大同的初心使命，终其一生为之不畏艰辛、不懈奋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揭示了振兴中华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阐述了“晋于第一等强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的建设一流强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探索了“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恢复民族精神”等民族复兴路径。他始终面向被称为“四万万人”的全体国民，“欲出斯民于水火”,“图四万万人幸福”,希望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建设“全民政治”、解决全体国民的民生问题。他不仅“为一国人民立志”,而且“为世界人民立志”;不仅为中华民族谋振兴、为四万万人谋幸福，而且为国际社会谋和平、为人类文明谋进步。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与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而中国共产党人是其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先行者与继承者之间完成了初心使命的历史接力。
共寻现代化之梦——论新记《大公报》与新政学系的关系
王咏梅;刘林;20世纪40年代，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新记《大公报》与新政学系关系密切，甚至出现该报是新政学系机关报的论断。二者关系究竟如何?研究表明，二者关系经历了由疏到密，又由密至疏的过程：1926年前，三位接办人中仅张季鸾与政学会关系密切；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新政学系为该报向蒋政府靠拢穿针引线，双方相似的教育背景以及对现代化建国的共同追求为之后的声应气求奠定了基础；此后十余年，吴鼎昌成为新政学系一员，胡政之、张季鸾与新政学系诸人保持密切联系，大公报人和新政学系诸人一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奔走，该报成为新政学系重要舆论阵地；但在4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民党难以承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双方渐行渐远，最终各奔东西。《大公报》与新政学系之间的关系演变，正是近代中国民营报刊与政治势力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缩影。
他者的抗战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与评价
张德明;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可分为即时性、事后性两种书写形式。在华的西文报刊对皖南事变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不断关注事变的最新动态；西方人士在论著中对皖南事变的起因、过程及影响进行了多方的书写与评论，多对中共表示同情，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并从维护国共关系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视角对事变进行了评论。西方人士的观察与书写，虽然身份立场各有差异，但提供了独特的域外视角，展示了国际舆论视野中皖南事变背后的复杂面相。
